据马三德禀报，原泸西入军的四千多名青壮战殁的已经达到了七成，主要是在第一次南宁守城时牺牲的，这些士兵的子弟约有八百人符合琼州军学堂的年龄要求。
既然是琼州军自己的学堂，那马仲英就不可能按大明的方式去培养他们，那样只会培养出大批只知道子乎者也的假道学。
琼州军子弟所要学的而是古典儒学，也就是所谓的君子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之道，这六种技艺涵盖了德智体等方方面面的技能，秦汉之所以强盛，就是因为那个时代的士大夫阶层都不是只懂得吟诗作对的迂腐之辈。
秦汉时期，儒学继承周礼中对于贵族子弟的要求，发展出“君子六艺”的传承，这时期的儒家弟子们，“数”和“射”两科也是必学的内容
所谓六艺之道乃是出自于《周礼·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
六艺是先秦时期至汉朝对王公贵族子弟的一种教育规范，当时的士大夫阶层都将已通五经贯六艺之人视为国之学士。
六艺之中礼、乐、射、御，又称为“大艺”，是贵族从政必具之术，在大学阶段要深入学习；书与数称为“小艺”，是民生日用之所需，在启蒙阶段是必修课。
当时由于教育资源有限，庶民子弟只给予“小艺”的教育，唯贵族子弟始能受到“六艺”的完整教育，完成自“小艺”至“大艺”的系统过程。
因此通晓六艺的人也大多是贵胄子弟，在历史的长河中，文化体制永远服务于政治制度，这是亘古不变的，随着历史变迁，奴隶社会逐渐向封建社会转型，文化体制自然也会跟从统治需要进行转变。
自汉武帝开始，董仲舒改良儒学，提出新儒学的概念，以国家教授儒学，但只重视经学，而轻视数和射，为后世学子们集体偏科埋下隐患。
在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的新儒学，将先秦时的孔儒之学进行更改，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诸子百家的学说，更提出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符合集权统治的学说，自然受到汉武帝的青睐，从而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政策。
董仲舒认为：“不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而又提出了要兴学校以养士的政策方针。在汉武帝时期便在中央设立太学学习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而在地方更是有大量的私学生起皆以传授六艺，研习四书五经为主，正是这样的文教政策使得当时全社会皆是盛行儒学之风。
渐渐的读书人都以懂礼乐，通古籍，诵五经之人来标榜自己。在封建集权下教育体制的专制往往会成为束缚人们思想领域的枷锁，人们逐渐对儒学的认知有了一定局限性，往往都将礼乐诗书一概认为是六艺的核心，对于其他三艺都不予以重视，虽然这样集权统一的教育制度为历代的封建王朝的学校教育制度奠定了初步基础，但在人们思想发展却起到了钳制的作用。
及至唐宋时期，中国封建文明达到顶峰，唐朝时的时局安定，经济发展迅猛，文化教育也是有了前所未有的盛况，科举制的推行为寒门子弟打开通往仕途的窗户，但也正是科举制度的推行，让文人学士更是认定了通往仕途必然是要重礼乐诗书，轻射数的思想观念。
所谓以文教佐天下，以武功治太平，赵宋因为篡夺孤儿寡母的江山，是愈发地重文轻武，为削弱地方武将的兵权，国家的文吏更是冠盖如市。
有明以来，虽然明太祖一直推行文武举，但土木堡之变后，武人地位一落千丈，八股取士制度的确立，从而促使对科举没用的数、射等术彻底没落彻，天下士子只知道皓首穷经，埋首于经义之中，失去了尚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