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事。”我急忙说，“您安心开会吧。我在医院等您，不管您几点来，我都等您。”
他笑着说：“谢谢！给您添麻烦了。”
“我应该做的。”我不是客气，我是真的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
一个身患癌症的病人还可以坚持在工作岗位上，我这个医生，多等几个小时又算什么？
（3）
那天晚上，他十点才赶到医院，我为他做了个简单的检查，准备第二天一早为他做化疗。不料，当天晚上十二点，靳先生的病情恶化，陷入昏迷。
杨主任抢救了整整五个小时，才将他从死亡线上抢了回来，他在昏迷一整天后，恢复了意识。经过检查，是因为癌细胞转移到心脏，导致积水，他的心脏随时可能停止跳动。此时此刻，任何的治疗都没有意义了，他只能留在重症监护室，密切观察。
即便如此，每个午夜，重症监护室里的灯依旧亮着。
我走进重症监护室，看见靳先生无力地靠在床头上，膝上放着电脑，他一只手扶着电脑，一只手撑着枕头，勉强睁开的眼睛紧紧盯着电脑屏幕上的项目申请书。我看不懂项目的内容，只瞄见硕大的两个字“秘密”。
我忧心忡忡地提醒他：“靳先生，您该休息了。”
他对我笑笑：“我已经不需要休息了，我很快就能好好休息了。”
“……”看着他的笑容，我的眼泪再也抑制不住，含泪走出重症监护室。
我不想再劝他了，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他有权利选择如何度过。
我去办公室倒了一杯热水，走去楼梯间。靳太太果然还坐在楼梯间发呆。
我把热水递给她，说：“陈阿姨，你也累了，该去睡一会儿了。”
她摇摇头，满眼无助地望着我：“薄医生，他撑不了几天了，我想让儿子回来看他最后一面，可他就是不同意。我儿子在外地工作，如果再不回来，怕是来不及了……”
我知道她一向尊重靳先生，一切都希望如他所愿，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
骨肉分离，痛如抽筋剥骨，若是连最后一句道别的话都来不及说，逝者已逝，生者将背负多深的遗憾？
她见我沉默，又继续问：“恕我冒昧，我听人说，你原本在日本留学，因为父亲生病，休学回来照顾他，是吗？”
我明白她的意思，如实回答：“是的。原本我爸爸也怕我担心，一直瞒着我，是我的一个朋友偷偷告诉我的，我想，我一辈子都会感激这个朋友。”
靳太太说：“谢谢！”
“别客气，很晚了，您快点去休息吧。”
送靳太太回了病房，我才回办公室安心睡觉。
清晨四点多，我入梦不久，便被巨大的砸门声吵醒。
“薄医生，救命，救命！”凄厉而绝望的求助声让我陡然清醒。
我以最快的速度滚下床，两步跑到门前，打开门。
靳太太扑倒在我面前，双手紧紧抓着我的衣摆，声音颤抖不止：“他又昏迷了……救他……救救他吧。”
我一边喊着护士准备医疗器械和药品，一边奔向重症监护室。
靳先生躺在床上，生命体征还有，人已陷入重度昏迷。
靳太太惊慌地追问我：“薄医生，你一定要救救他，就让他清醒一会儿也好。我已经通知儿子了，他今天就能回来了……你让他们再见最后一面吧……”
面对靳太太哀求的期盼，我只能回答：“我会尽力！但您要做好心理准备，他苏醒的可能性很小了。”
她无言地抓着靳先生的手，悲恸欲绝之时，眼中已无泪，口中已无言。
这已经是靳先生第三次昏迷，他的全身性的体质症状损伤严重，身体的机能几乎全部遭受癌细胞的侵袭。我尽了全力，能用的药都用了，能抢救的方法都试遍了，最终，靳先生没有醒来。
他床头的项目书已经完成了，而他也好好地休息了……
他的儿子从香港回来时，已经太迟了。
他一直在追问靳太太：“为什么不告诉我呢？五年，为什么病了五年都不告诉我？”
“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早一天也行，我至少能再跟他说一句话……就算看我一眼也好……”
靳太太沉默着坐在床边，只是摇头。
守在父亲冰冷的尸体旁，他失声痛哭过，喃喃自语过，也嘶声揭底地吼过，可惜什么用都没有，他唤不醒弥留之际的父亲，安慰不了悲痛欲绝的母亲，更加无法释放内心的压抑和悲伤。
靳先生走了，苍松啜泣，天地悲怆，轻音低回，亲朋落泪。他最后留在人世的是一份项目申请书，而对他的爱人、孩子、朋友，未留下只字片语。
（4）
两天后，我参加了靳先生的葬礼。
当我看到花圈摆满了他的周围，他的灵堂前站了近千人，每一个从他遗容前经过的人，都掩面而泣，我被那种场面震撼了。
葬礼上，我站在一众从未相识的人中间，默默听着他的悼词，那是我听过的最沉重的悼词。
原来，靳先生是一位非常伟大的科学家，30年来，他在科研工作中，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完成了国家多个型号攻关任务，也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
最近几年，他长期受到病魔的侵扰，但他却以超负荷工作的方式与病魔顽强抗争。亲朋好友们不了解他的病情，只看到他日渐消瘦，以为他是太累了，都劝他减少一点儿工作量，注意休息。
他却什么都不说，只笑言：“只要工作，我一点儿也不感觉到累。”
有一段时间，为了加快项目研制进度，靳先生连续出差一个多月，油尽灯枯的身体已经熬不住了，可他还是坚持要出差，他说：“不是工作需要我，而是我需要工作……我活着而不去努力工作，生命就没有了意义！”
就连生命的最后一天，他还用尽了最后的一丝力气，给同事们打电话，安排项目答辩事宜。
“靳先生，这一次离别，我们是真的永别了。这一别，对您来说，犹如燃烧的红烛化为
一缕青烟，随风飘飘行万里；而对于我们来说，这一别，却犹如九天外的时空隧道，近在咫
尺，却又远在天边……”
听着这一番因泪流不止而哽咽的悼念词，我仿佛看见了三年前初见时的靳先生，那是他肠癌手术的第三年，定期检查的结果显示，癌细胞扩散到了肺部。
我向他陈述检查结果时，他垂下脸，目光安然地低语了一句：“时间不多了，希望能来得及把项目完成。”
时隔三年，我清晰地记得他那一刻的面容，斯文而儒雅，随和又刚强。
走过他的遗体，瞻仰他最后的仪容，我仿佛又看见他在化疗之后，咬牙忍痛爬下病床。因为疼痛和身体的虚弱，他举步维艰，最终摔倒在走廊冰冷的大理石地面上，他艰难地用手臂支撑着地面站起来，扶着墙壁慢慢走向电梯……
那时，我想不通什么会议比生命重要，现在我懂了，那不是一个会议，那是一个科学家至高无上的信仰。
我也想起他离去前的一天，我看着他写完项目书，问他：“靳先生，您还需要我为您做点什么？”
他摇摇头，对我说：“你知道吗？我是真的舍不得，舍不得我还未完成的工作，舍不得离开我的课题组，舍不得离开朝夕相处的同事，舍不得离开刻苦求学的研究生，我也舍不得我太太和儿子……可是，来不及了，我能做的只有这么多了……”
（5）
生命给了他最后的期限，他便在这最后的期限里尽其所能，做了更多更多有意义的事。
我们很幸运，生命给我们的期限似乎很长，有几十年，而我们用这漫长的时间，去做了什么？
去等待一个明知不会回来的人？
去深爱一个明知不该去爱的人？
还是，在这个浮华的社会中追名逐利？
我们似乎早已忘记了信仰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