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州，这是移民之后第一个春天，没有春寒，雪化得也早，似乎预示着今年会有个好收成，丰州人怀着期望，二月下旬就开始整修水利、开垦土地、春耕播种。大统领府提出的目标是今年播种面积不低于七十万亩，而且每家每户还要在山间地头多种山药蛋以备粮荒，这些活可不轻，男丁每人差不多要种十几亩地，一家男女老幼几乎都要守在地里干活，几乎累得喘不气来。大统领府下了本钱，给各百户所都调拨了一副仿制的镜面犁，还动员蒙古人带着牲口来帮忙，宣教司也喊出了“今年种地不流汗，明年逃荒要饿饭”的口号，在丰州各级官吏的带领下，这个春耕百姓几乎在拼命，田野里日夜涌动着忙碌的人群，这幅场景直到四月初才逐渐结束，老百姓总算可以歇口气了。
春耕拼过去了，大统领府却更加忧虑，最可怕的事还是不可避免发生了——新老丰州人的矛盾终于爆发，双方曾经长期敌对，矛盾一直就存在，而语言、习俗也各有不同，能凑到一起过日子本身就是个奇迹，去年面临共同的生存压力，加上李榆和绰尔济喇嘛的影响，尚能保持克制，但今年开春后矛盾再也无法掩饰，而且有越演越烈的趋势，各地卫所上报的情况令人震惊，新老丰州人相互敌视、斗殴，个别百户所还互相驱逐对方离村别居，甚至发生群体械斗，起因形形色色，也很难说谁对谁错。
这是早晚的事，大统领府的官员都清楚，鄂尔泰一怒之下到卫所巡视了，他还是老一套，谁听不进道理就用鞭子说话，其他官员却一筹莫展，李槐提笔给李榆写了几个字“水、土地、律法”，李榆看了后捂着头不住地叫苦。
蒙古人祖祖辈辈逐水草而居，视水为生命之源，对水的珍惜达到了极致，绝对不允许在河流、湖泊里饮牲口、扔东西，下河洗澡、洗衣服更是休想，在他们看来，水只能供人畜饮用，做其他任何事都是浪费。老丰州人继承了他们祖先视水如命的传统，常年不洗衣服、不洗身子，甚至吃饭用的锅碗也舍不得用水洗，看着关内来的汉人把一盆盆用过的脏水泼出去，简直就是割他们的肉，他们无法忍受了，自动组织起来看守河流、湖泊，不许汉人靠近。而关内移民也愤怒了，他们中很多人来自缺水的延绥，对水同样珍惜，但清洗食物、衣服还是免不掉的，偶尔还想洗个澡，绝对受不了老丰州人看见洗脚水也想喝的做派。矛盾去年就存在，今年彻底爆发，老丰州人掐着脖子强制人家学他们，关内移民当然不干，也同样组织起来抢水，双方为此摩擦不断甚至大打出手。
土地也是双方争执的焦点，关内汉人讲究精耕细作，每年春耕必先深翻土地、广施农肥，以保持土地的肥力，而老丰州人一块土地种两年就弃之不用，换块地继续耕作，他们的土地有的是，不在乎这点地，关内来的庄稼把式看着就心疼，这帮粗货简直是在糟蹋地呀！老丰州人也对关内人不满意，你们不是擅长种地吗，为什么不去山丘沟壑开荒，而是抢河滩平地耕作，这里水草丰盛，明明是放牧牲口的好地方呀，你们凭什么抢我们的草场，有些家伙还故意把牲口赶进庄稼地里捣乱，双方自然而然发生了冲突。
矛盾已无法回避，大统领府经过商议，在用水的问题上坚决支持老丰州人——丰州水草丰茂、河流众多，但每年都有很长时间的枯水季节，加之水利尚不完善，人畜饮水同样困难，对河流、湖泊的保护不可放松，至于关内人的习俗，只能动员大家多修水渠、多打水井来解决。李榆干脆说，老百姓争水只是个表象，说到底还是丰州太穷，试问丰州的高官们，谁家不洗衣服不洗澡，他家里的乌兰、巫浪哈就经常躲在家里洗澡，大家都笑起来，其实所谓习俗主要还是针对老百姓，如果能把水引到每个村，再有足够多的水井，所有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但这还需要时间，在此之前只能咬牙苦干。而在土地问题上，大统领府支持新丰州人，老丰州人自己种不好地，就要好好学人家，绝不能图省事，甚至不懂装懂，李榆拍着桌子大骂，把牲口赶进地里糟蹋庄稼实属胆大妄为，粮食与水都是丰州人的命根子，毁坏庄稼与破坏水源一样皆属重罪，都必须加以严惩。
“王昉，你带宣教司的人下去，一定要把道理告诉百姓们，丰州环境恶劣，大家同心协力才能生存，谁要胆敢胡来，就让理问所用鞭子教训他们。”李榆吼叫道。
王昉兴奋地答应一声，他的行情依然不错，顶头上司云荣成天被种地放牧的事缠得焦头烂额，根本顾不上宣教司，他照样还是老大，丰州十处打锣九处有他。
最麻烦的还是律法，丰州目前除了一些大统领府颁布的政令，还是无法无天的状态，人们遵循的基本上是地方习惯，刑罚则以鞭刑为主——大断事鄂尔泰为丰州量身定做了最省事的司法体系，百户所一级由百户召集本所长者处理简单纠纷，可执行三十鞭以下刑罚；千户所一级由百姓公举断事官和陪审官，处理贼盗斗殴狱讼，可执行六十鞭以下刑罚；卫所要正规一些，设立专门的理问所处理各种狱讼，但只能执行一百鞭以下刑罚；鄂尔泰自己掌管的大法司则是法力无边，一百鞭以上狱讼必须由大法司审理，而且可以随意提审下级的狱讼，杀头、坐牢的狱讼本应由大统领召集议政官会审，但鄂尔泰不愿意给大家添麻烦，自己全包了——他给大法司罚刑的权限放宽到三百鞭子，这几乎就是要人命，而且为了不担打死人的恶名，他还允许人犯赊账，挺不住可以回家疗伤，三天后再接着打，直到打够数为止，老天可以作证，没人受得了三天两头挨鞭子，这还不如直接打死算了，到目前为止丰州没有一例死刑，鄂尔泰也没打死过一个人，但吃不住鞭打而寻死的有好几十个，不过有资格被判两三百鞭子的人基本上也属于罪大恶极，死了也没人替他们抱屈。丰州军法也差不多，但多了个《七杀令》，战场上敢胡乱，一个哨长就解决问题了，所以李榆也大言不惭说他从未处死过人。至于坐牢，丰州有监狱吗？鄂尔泰充分发挥了想象力，实在应该关几天的，就在地上画个圈，把人赶进去就算坐牢，老丰州人老实，不到放人的时间就是不敢出来。
鄂尔泰用这套粗陋的办法轻松地执掌狱讼好几年，但如今行不通了，十五万移民涌进丰州，立刻把原有的秩序冲得千疮百孔，鞭子已经解决不了问题，画地为牢更是成了笑柄，李槐、杜宏泰等人提出适用《大明律》，云荣和白玉柱、刘天任两名大法司断事也提出新老丰州人各依本俗法，而孙庭耀、马奇、范永斗则坚决反对丰州适用《大明律》，哪怕伸只脚进来也不行。
总赞画杜文焕对目前的乱局深感忧虑，主张立即进入备战状态，利用金国入犯的压力转移内部矛盾，顺便将青壮集中到各个卫所整训，以免他们留在民间斗殴生事。李榆也有此打算，但这时传来一个消息，迫使他不得不提前解决丰州律法问题——宣德卫的指挥使乌尔登与同知张孟存打起来了，两人都被宣德卫佥事蔡如熏派人押解回蛮汉山大法司问罪。
事情的起因很简单，一个老丰州人放牧时走累了，在路边找一户人家歇歇，屋里正好没人，他坐了一会儿就走了，但这家伙顺手牵羊从人家的米袋里舀了一碗米，而且很倒霉被人家抓住送到千户所。这个案子本来简单，老丰州人出门在外，进别人家讨碗水讨口饭很平常，遇到主人不在家，拿点吃的喝的也不过分，审案的断事立刻就放人。但这个千户所刚判完一个案子，把一个偷了老丰州人家两只羊的家伙打了二十七鞭子——在草原上偷牲畜历来是重罪，判三十鞭执行二十七鞭也算宽大。新丰州人可不干了，偷羊的被打得下不了炕，擅入人家偷活命粮的反倒没事，这就是欺负我们，喊冤到了宣德卫理问所。受理此案的理问官想息事宁人，把那个倒霉的牧民喊来，判十鞭子执行七鞭子，这一下两边都不干了，关内人觉得判轻了，还是不公道，而老丰州人认为我们帮他们那么多，拿碗米算个什么，理问官这是偏心，把没罪的定为有罪。
两边都不服气，闹到了卫所，乌尔登与张孟存也吵起来。乌尔登认为到我的地盘就该守我的规矩，那个千户所断事放人没有错，理问所反而在和稀泥，而张孟存则认为，丰州那一套太过宽纵，两边都判轻了，还应该重判，应该学习明国太祖实行严刑峻法，让老百姓对大统领的三尺之法望而生畏，百姓被吓住了，才会跟我们平定天下。乌尔登火了，原来这家伙还想拉我们跟他造反，一拳就砸在张孟存的脸上，张孟存当然不肯吃亏，扑上去就跟乌尔登厮打。佥事蔡如熏闻讯赶来，干脆找来理问官给他俩定个斗殴的罪名，派人押解去大法司请罪，当然也不是真捆着手脚送去，而是派人陪着他俩上路。
乌尔登、张孟存鼻青脸肿站在面前，李榆气得拍桌子大怒，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臭骂，发过火后才说道，大断事不在，我也懒得理你们，自己到巡检司找间房子闭门思过，什么时候想明白了再出来见人，轰走了这两个家伙，李榆捂着脑袋沉思起来。
“召集议政官及各卫指挥使、理问公议吧，这件事拖不得了。”李槐小声建议。
“金国人那边怎么办？现在是四月中了，还没他们的消息传过来。”赵吉却忧心忡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