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跟同学的打听下习正言知道她已经学完化妆，在影楼上班了。习正言让同学帮忙把她的地址要过来。他想跟她寄生日礼物。
习正言买了很多各种各样的糖果和果冻，这并不是因为汤柳溪喜欢吃。而是他希望她的生活能够过得跟糖一样甜蜜。还有一样东西让习正言跑了很远才找到，那就是最近一期的《读者》。企业区附近摆摊卖的都是黄色小说，没有《读者》卖；要坐车到镇里去买。买《读者》是因为他知道汤柳溪喜欢看书。他也想她能成是一个有学识品味的女人。
两班倒的生活让习正言抽出时间准备这些东西很累，但他却是高兴的。在邮政局寄这些东西的时候，装箱时女营业员说：“你真好，还给你女朋友寄糖吃；寄书看。”习正言听后心里美滋滋的。
汤柳溪在她生日的前三天，很意外的收到了这个包裹。打开箱子首先看到的是一张字条。只有很少的几个字，上面写着：
to汤柳溪：
祝你生日快乐!愿你天天都过得开心！
from习正言汤柳溪自己都忘了三天后是她的生日。看着糖果和书，她的心情一下子晴朗起来。这是她毕业后最开心的一天，就感觉心情一直阴雨连绵。突然阳光一下子照射下来，让人心开气暖。旁边的同事马上找她要糖吃，一女生吃了后说：“嗯，真甜。我从没吃过这么甜的糖。”
老板的订单是越来越多。再怕公商还来找他麻烦，就决定搬厂。那时习正言刚好上夜班。上完夜班，白天搬厂。虽然有吊车吊机器；但搬家是最累的。白天搬了一天家。可晚上老板却说夜班还是要上的，阿耀就对这既是亲戚又是老板的人说：“一天一夜没睡，今晚还要上夜班；员工怕受不了？”
老板说：“想当年我打工时，在车间两天两夜没睡的时候多得很。有一次我发烧39度。不休息去上班，把那饮水机的半桶水都喝完了。一烧开就喝，只要一烧开就喝。第二天感冒就好了。”说完就走了，也不说他们这夜班是上还是不上。阿耀只好说：“上夜班。”
阿耀的这个亲戚老板，以前肯定吃过很多苦。也许他在以前黑心老板的手下打工时，或许也这样想过：“老板怎么这么黑，这么没良心。要是自己是老板，绝对不会这样。肯定会对自己的员工好一点。”但当自己现在真正当上老板了，想的却是自己以前的老板是怎样减少开支，提高效率的。而自己要比他做得更好，更务实。所以大多黑心老板下面的员工，日后当上老板比黑心老板更黑。以前自己当员工时的那些想法，早已灰影不剩。鲁迅曾说过：“以前辉煌的想复古，正在辉煌的要维持现状；未曾辉煌的想要革命。”人的想法第一都是站在自已的角度位置来思考的。
谁都拯救不了谁，改变不了世界。只能靠自己改变自己的命运。当自己发达了，也就是到自己发达了改变了为止。发达者从不会去想怎样让别人也发达。如老板不会让员工也成为老板，所以世界永远也改变不了。改变的只是一个发达者，再有一个发达者。一个发达者总有数个或无数个没发达者为其服务。这也是世界为什么改变如此缓慢的原因。政协委员都是发达者，按这个道理；鲁迅的真言看来。他们商量的政治都是有利于发达者的。什么时候能出现一个有挣钱的机会不是只希望自己一个人挣，而是拉别人一起挣的行业呢？其实这样的行业早已出现，涛声阵阵的西部大开发正踌躇满志的运行者。
因为厂子搬得急，住的地方没找到。老板也不提怎么办，习正言和别的员工。只好找点纸箱铺在车间角落里。眯眼就睡着了，尽管满身是油污没洗澡；尽管旁边的机器声如雷鸣。
这样的日子真是苦不堪言，前俩天刚帮老板搬完他的生活家挡。今天他又换一个地方住，又要重新再搬一次。在和阿耀抬着铁架床在大街上走着时，望着街上行人异样的目光。阿耀说：“真是丢人。”习正言听了阿耀的话笑了。他突然想到了青春，青春是多么华丽的一个词语。可十八岁的自已以及无数个同自已一样的青春，却都是在深圳这座工业城市中苦不堪言的度过的。他们的青春在走出校门的那一天即宣告结束。他们没有静待《海贼王》更新的闲情、也不知道韩国综艺节目《惊悚》是什么、更不懂“驴友”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他们的生活就是上班与睡觉，唯一的愉乐是黑网友和路边的黄色小说。上亿元一部的电影，几十万一集的电视剧；以及一本销售上百万册的小说。所产生的gdp与他们毫无关系。一是因为没有电视机，二是因为没有时间看。他们的消费与这些都无关。
阿耀跟习正言说老板看中他做事。想让他过年不回去，怕他回去明年不来了。不回去的话，年终奖四百；回去的话就两百。习正言的母亲打电话非让他回去不可，过年回家习正言见到了汤柳溪。
汤柳溪说她已经在影楼上班了，工资不高也蛮累。她问习正言在深圳怎么样，习正言就只说了三个字“还可以。”让他跟汤柳溪诉苦，说不好的。他开不了口，他只想跟她说好的。
在家里因为没别的什么选择。一过完年习正言就回到了深圳。继续从事着那苦逼的工作。到了六月份的一天，习正言上完大便。却感觉屁股后面有一团肉掉在外面。疼痛难耐，却还要继续上班。打电话回家才知道是得了痔疮。学这个快一年了。学得怎么样呢？习正言心里也没谱，说懂好像也全懂。但实际经验一点也没有，天天除了开机量尺寸还是开机量尺寸。中国工业制造业一直处于在产业链低端。工厂基本不需要什么太多的精英，需要的是无数个的血汗工奴。所以老板根本不想他们学得什么技术，更不可能站在员工的角度去考虑；如何让他们更有前途。反之只有蓄意维持一个庞大的无技术的贫困底层，他们才能赚更多的钱；才能源源不断的赚取更多大量的外汇。
习正言本来就是强忍着上这样的班。现在一得这痔疮就成了他“逃”的借口。有了借口那就一天待不下去了，所以马上就去辞了职。在这里做第一个月工资是五百，第二个月五百五。第三个月六百，至到今天走，还是六百块钱一个月。老板一算习正言还可以结一千七百块钱。给了七百块钱，余下的一千块钱说让阿耀过年带给他。
习正言想到外面看一看，能不能找一个不是有学徒的名义；工资高一点的厂。这样回去治痔疮就有钱了。可找了几天，大部份招工牌上写的是普工八百，或五元每小时。招工牌上写得最多的是“能适应俩班倒”、“出粮准时”。月底准时把钱发你还成招工招牌了。好像准时发工资是天大的恩惠一样。习正言一看就想算了，感觉什么条件都是有利于老板的。上班时间长，最低工资标准如此低。辞职要提前一月，还得他批。工资是要压一个月还得他愿意准时发。
中国富人把钱拿到国外简直都是在犯罪，因为邓小平说过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先富起来的人有责任有义务帮助没富起来的人。最后实现共同富裕。没有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政策。穷人奴隶般的工作，拿着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富人你能富得起来吗？富人的钱有一部份是有义务帮助穷人的，你以为你们的钱都是你的吗？富人在享受之余多的钱应帮助穷人。可事实是什么样的呢？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先富起来的人把钱拿着移民国外去了。
习正言买了张火车票回家了，对这座城市没有半点的留念。人受了伤都是往家跑，只有他不管怎么样都接受你。习正言在打工的浪潮中他算是个失败者，而且感觉还好像是“逃”着回去的。在数以亿计的打工者中也有成功翻身的，比如习正言的好友阿耀。数年后他就开着三十多万的小车回老家。政策是一样的，只是看谁能指点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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