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笑着说：今天光听到敲锣打鼓的了。
爸爸帮我把木箱提下来，还没来得及多说什么，就被叫上了车。
我还没和爸爸说“再见”，车就向前开动了。
我和爸爸都使劲挥手，不一会儿车子就不见了。
我心中顿时升腾起一片茫然，眼眶也跟着酸痛了。
不过，还没容眼泪流出，我们三十多个知青就被热情的村民包围了。
慈祥的大队长大叔当场发表了真挚热情的欢迎词，年青帅气、主管知青工作的民兵连长辛大哥把我们领到集体宿舍。
这是一片专为我们盖的新房。食堂、厨师都已配齐，还划分了一块长势正旺的菜地。
按照名单和男女比例，全体知青被分成六个小组，对应六个生产队。
为了保证饭食符合我们的胃口，辛大哥要求各小组自选一名组长、一名伙食委员。
我们两男、两女被分到第五生产队。
我们聚到一起，选出一位男组长，随后组长指定我为伙食委员。
接下来，专职伙食管理员召集六个伙食委员开会，简直让我受宠若惊：这可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身担重任哪！
宿舍分配好，新的农具一件件竖到墙边。
晚饭吃得很好。利索的厨师把厨房打扫得干干净净，做了好几样饭菜任我们挑选。他和蔼的笑容、爽朗的话语让我们宽心，那饭菜的香甜感觉比家里的还好吃。
这是我们离开家的第一天下午，一切新鲜又开心，我们很快适应了大队领导下的这个知青大家庭。
第二天，我们五队知青被队长领着去生产队报到。走了一路，遇到好多乡亲，都热情地和我们队长打招呼，而且还很随意地和我们聊上几句，最后那句话通常是：有空来家串门啊？
听他们的语气，仿佛把我们当成了尊贵的客人，又像是阔别多年的朋友，总之让我们的心情很是愉快。
接触一段时间以后，我真正体会到了农民身上那种难能可贵的真诚。他们对知识青年的信任与爱护，让我们特别温暖：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有人嘘寒问暖；从哪家门口路过，都有人相邀屋里坐；不管进谁家门，都会像对待宾客一样让出热炕头，还会把花生、瓜子、白薯等农家土特产品端到我们眼前。
每次回家我都是神清气爽，笑呵呵和爸妈学说一通。爸爸、妈妈紧张的神色立刻舒展开，也跟着我笑起来。
果真如报名时所说的那样，我们这个大队效益特别好，一个工值能分一元二角钱，这在当时很了不得。因为有的大队只有一角多，个别的还得在分粮食时往里交钱呢。
我们生产队是按照个人的劳动量集体评工分。男知青被评为九分，我们两个女知青是七分。
我们每天早晨起床后先到队里集合，干一阵活儿再吃饭。上午、下午出工听队长敲钟，也就是用一把小铁锤敲大树上挂着的一段铁轨，社员集合后听从队长安排农活，晚上再到队部记工分。
过年、五月节、八月节是分红的日子，就是根据记工本上的工分计算出分值，再按照效益分现金。
每次都能分到一百多，有时甚至二百多，这在当时来说可是挺大数目的，我牢牢攥在手里，步行十里地拿回家交到妈妈手中。
妈妈说要给我存下。我大方地说：不用。于是妈妈带我到裁缝铺去做衣服。
我当时心里想的是：只要爸妈不追究我当初私自报名下乡的事就知足了，没想到还能为家里做贡献，真是太开心了。
秋后，我分到六百多斤粮食，愁得我不知如何才能运到家。
爸爸借来一辆驴车，边赶边与我聊天。进城后，我们先到粮站把玉米卖掉。爸爸把钱和粮票都交给我，一年的伙食费还有富余呢。
粮食拉到家，让我特有成就感。西墙根一溜口袋都装着新打下来的粮食，六斤才抵一斤的白薯堆在屋中间有半人高，我和姐、妹围圈追着跑。
大队对我们的爱护与照顾始终如一，我们也尽自己所能付出劳动。后来，我们这个知青点被评为地区级先进单位，点儿长黎姐还代表我们在大会上做了经验介绍，让我们感到无比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