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毕业后，姐姐去邻县当了老师，妹妹还在读书，而我在家待业。
那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正进行得轰轰烈烈，街道动员知青下乡也是紧锣密鼓。
按照政策，一个家庭只允许留一个孩子在身边，也就是说，我和妹妹必定得有一人下乡去。
我自己稍稍衡量了一下，结论很明显：按年龄、论体力当然非我莫属了。
当我把这想法说给爸妈时，却得到了明确的拒绝。
爸妈告诉我，已经给我办了留城手续，并且正在帮我找工作，下乡的事等妹妹毕业以后再说。
爸妈的话让我很感动：他们明知三个孩子一个都不下乡是不太可能的事，却明确表示先将我留下，这实在出乎我的意料。一直以来，我以为在三个孩子当中，我是不被重视的那个。可现在看来，父母同爱我的姐姐、妹妹一样也爱着我，他们有几个孩子都想护着！
那一晚临睡前，我躺在爸妈身边，感觉幸福极了。但同时，我也设身处地从他们的角度考虑了一下：他们都是领导干部，每天在单位布置工作，其中很可能包括动员子女下乡的任务，如果自己的孩子一个也不下去，他们说起话来该是多么没有底气呀。我暗下决心用力所能及的方法让他们早日卸下这份重负。
正巧，县里举办下乡青年动员学习班，要求所有待业青年必须参加。
爸爸很轻松地转达了矿里的通知，随后对我说：已经定下你留城了，参加学习班不过是带头表示一下，不要有任何压力。
学习班里好像真没压力。只是有人念了一份动员文件，然后就是打扑克。
但想出门却是非常不容易的：有一个面色温和的人拿了一份表格守在门口，对我们不停地念叨：报名下乡的人填上表，立刻就能回家，不报名的对不起，就在里面玩儿吧，等到什么时候学习班结束那谁都不好说呀！
有性急的人眼看拖不过去就放下扑克去登记，果然马上撤离了。
由于记着爸爸的嘱咐，开始我没动。但拿名册的人忽然像卖东西一样吆喝起来：“哎，这个最好的大队，还有五个名额！”他的话音未落，就有人站起来了。过一会儿，传出又一声吆喝：“就剩两个了，过这村可没这店儿了！”
同样是下乡，当然该选个好地方呀！我根本没听清那地方叫什么，就十分信任地冲上前去报了名。
我进学习班后，没有任何与家里联系的方式，父母很是放心不下。但这么快就回来也让他们很意外。听说我报了名，妈妈一下子就“炸”了，冲我吼起来。
爸爸没吭声。
那一晚，我家出奇地安静。
很快，遍布县城的高音喇叭里播出了爸爸的名字，表扬他坚决支持已经留城的女儿上山下乡，是待业青年家长的好榜样。
这下爸妈再也不好说什么了。
为我做被的时候，姥姥正好在我家里。妈妈边做边抹眼泪，时而抬起头来满含怨气地盯我一眼。姥姥笑着点她：这不跟你当年离家出走一样吗？
姥姥的话为我解了围，妈妈的态度顿时缓和下来。
想当年，妈妈从地头出走参加解放军，可是比我突然得多，并且从此失去联系很长时间，那姥姥的心情岂不是更糟糕。
我偷偷笑了：难道这事儿也有遗传吗？
1974年5月的一天上午，县城文化宫大院彩旗招展、口号阵阵、锣鼓喧天，那是在为我们这批下乡知识青年开欢送会。
我作为代表站到主席台上，由高中学校校长亲自为我戴上大红花，他还与我亲切握手，称赞我是学校的骄傲，希望我到农村以后也能大有作为。这让我十分激动，都来不及在人山人海前产生紧张情绪了。
中午回家吃罢饭，我只拿着纸红花独自欣赏与回味了一阵儿，完全没有顾及爸妈的感受。
下午仍在文化宫集合，一队迷彩色的军车分别把知青送到乡下。
出了大门口车子就分散开来，只有我乘坐的这一辆朝我所报名的大队驶去。
爸爸将他从部队带回来的弹箱改造了一下，装上一个钌吊，还从有可能几个箱子摞着的角度考虑，特意做成侧拉门。
路上，专门跟车来送我的爸爸一再叮嘱具体事项，我一一点头应是，但并不清楚爸爸为什么要讲得这么仔细。
又一阵锣鼓声在村头响起，原来到达目的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