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元朝，曾经对强大帝国的失败和成功管理，我们都有一个期待之说。
横看历史数百年，纵看时代有三千。
元朝的行政架构为：行省下设有道、路、府、州、县。县以下在城市设立坊；在农村设立社。
元代社会的基层行政设施，是通过社制和坊里制的推行而确立起来的。
社制又称村疃制度，是元朝在农村的蒙、汉地主统治机构的基层组织。
虽然没有管理如此庞大国家的经验，但是忽必烈当时用了不少汉人去管。
元朝，在县一级下面设立两套行政组织与驻防军相结合：城关的坊里制；农村的村社制。
坊里制：于城内分若干片，名曰隅如东西隅、西南隅、东北隅、西北隅。隅下设坊，置坊官、坊司。坊下设里或社，置里正、社长；有的设巷而不设里，置巷长。
村社制：于县下设乡，置乡长；有的设里正而不设乡长。
乡之下设都，置主首。主道名额是：上等都四名，中等都三名，下等都二名，均视户数多寡而定。
都之下设村社。社的户数，率以五十家为准，除驻防蒙古军、探马赤军外，蒙古军由各自千户的士兵编成。
探马赤军从各千户、百户和部落中拣选士兵，组成精锐部队，在野战和攻打城堡时充当先锋，战事结束后驻扎镇戍于被征服地区户数超过五十家者，待增至一百家，添设一社长。不满五十家，则与附近村落相并为一社。
地远人稀处，难以相并的虽不满五十家，准自立一社。
亦允许三村、五村合并为一社，其社长由适中之村，择一人担任。
元朝时期，当时社长的职责在于劝督本社农民“务勤农业，不致堕废“。
严禁社长率领社众“非理动作聚集”，社长应监督农民聚众集会，有不服从社长劝告者，“从本处官司就便究治”。
坊里制和村社制在实行的过程中逐渐合二为一。
从这里来看，元朝也是在常识性的，承继型的，在学着汉人治理地方，管理天下民众。
那么它的结构可以说还是很细致的，组织机构既然确立，它的地方经济要求就紧跟着来了。
建国之初，统治者的管理手法都是很柔软的，按照我们的说法，历代开国的统治者都很亲民。有体恤民情，洞察民心的一面。
民众经过战乱，饱受苦难之后，也需要一个新的时期，带来一个新的气象，对统治者的期待和寄予的希望亦是颇多的。
那么国家繁荣富强，就得经济上复苏，民众才得以安宁。
没有农业的丰富物产，就没有国泰民安。
农业管理，需要治理河道，于是一个治理问题，在开始就给元朝的统治者出了一道题。
当年黄河之水被蒙古人挖破堤坝泄洪，来阻扰南宋军队的北进。
那么黄河改道后，吞没良田无数此后，如何治理这些河道？
它就成了摆在统治者面前的现实问题。
元代历史记载治理河道的，元朝时期是有一个水利专家叫做贾鲁，字友恒，元代高平（今属山西晋城）人。
他对治理黄河工作也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至元四年五月，遇到天灾，连下大雨二十多天，黄河暴溢，河南、山东一带沿河州县全部遭了水患，乡里全部被淹没了，几十万百姓沦为难民。
当时的元朝政府却束手无策，以致水势不断扩大，向北侵袭。
到了至正八年正月，黄河又一次暴涨，淹没了沿河州县，情势更为危急。
当时的史书上记：“北侵安山，沦入运河，延袤济南、河间，将隳两漕司盐场，实妨国计。”
就是说，黄河向北侵袭了安山，洪水吞没了整条运河，绵延到了济南、河间一带，毁坏这两地漕司所属盐场，实际上已经妨碍了国家的经济。
这次黄河水患导致运河中断，那么导致当时送向大都的粮食和生活必需品无法供应。
水浸河间、山东两地，哪里的盐场被冲毁，势必减少元朝政府的国家财政收入。
有道是“经济决定一切”，元朝政府国库早已空虚。
它的政策，事实肥大了地方地主和少数贵族，国库是没有钱的。
无税收哪来钱？钱都到私营企业集团老总手里炒作股票去了发大水？这和私营企业没有毛线关系。
他们也不会搞公益和捐善款。有这境界，也不会侵吞民众地产。
而且自从河患发生以来，灾区百姓流连失所，饿殍满地。
百姓们走路无路，只能纷纷起来反抗，有的抢劫商旅，有的攻击官府，各地开始暴动不断，起兵反元。
贾鲁在那时是个很务实的科学家，在至元四年第一次黄河泛滥的时候，他就亲自去了灾区现场，实地考察、还测量地形、绘制地图，经过一番调查研究之后，他提出了两个治理黄河水患的方案：
他建议修筑北堤，用来制衡黄河泛滥。这种方案用的时间较短，耗费人力和财力也较少，但是治标不治本。但是可以立刻使得洪水不再肆虐地方。
其次他建议疏塞并举，疏通黄河渠道，使得它向东流，想办法恢复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