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很多的文臣猛将就像前面说的伊尹，或者说“夏启杀伯益”、“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共伯和干王位”等事件，都是属于不利于儒家礼仪，道德发展的内容，所以被他修改成那种模样。
竹书纪年的诸多记载颇为特异，与传统的正史记载不同。五帝纪，关于舜的记载，就跟史记等正史所载的有德之君舜的形象大为不同。引述如下：
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
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
舜放尧于平阳。
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
夏纪所载则是系统前面介绍过的情况，与《史记》只是记载“太康失国”不同，还记录了羿的事情。让羿代太康，成为夏王朝统治者的这些旧事得以重见天日。
殷商最大的不同自然是在于伊尹的那一段了。
周纪最与《史记》不同的就是共和行政的记载。按照史记等正史所载，共和行政就是周厉王被国人赶走之后，周公、召公二相共同执政。而周纪则说是共伯和行天子之政，即共国的伯，名和者，摄行君位。这似乎更合乎“共和行政”的说法。
另外，还有完整的穆天子史事，以及记载了周幽王死后，两王并立的史事。乃至是穆天子北征犬戎，西征昆仑丘，见西王母都是有记载的。由此可见，《穆天子》的内容虽然有很多神话的内容在其中，但是刨除掉一些荒诞不经的东西以后，还是能得到一些史实内容的。
《穆天子传》主要记载周穆王率领七萃之士﹐驾上赤骥﹑盗骊﹑白义﹑逾轮﹑山子﹑渠黄﹑骅骝﹑绿耳等骏马﹐由造父赶车﹐伯夭作向导﹐从成周出发﹐越过漳水﹐经由河宗﹑阳纡之山﹑群玉山等地﹐西至於西王母之邦﹐和西王母宴饮酬酢的神话故事。其中的成周﹐经学者研究﹐认为是指洛邑﹔穆王的西行路线﹐当是从洛邑出发﹐北行越太行山﹐经由河套﹐然后折而向西﹐穿越今甘肃﹑青海﹑新疆﹐到达帕米尔地区（西王母之邦）。
而在《竹书纪年》之中，穆天子出征，造父随行驾车，会见西王母，这些内容都是切实存在的。
另一方面来说，从《竹书纪年》第一次出土的情况不难看出，两汉时期乃至是汉末三国时期是没有这个流传的。
根据《晋书·卷五十一列传第二十一·束皙》记载，在晋武帝太康二年，名叫不准的汲郡人盗墓，得到墓冢的竹简数十车，皆以古文记载，史称“汲冢书”。其中有记载夏商周年间的史书十三篇，晋人初名之“纪年”（又称“汲冢纪年”）。
中书监荀勗﹑中书令和峤奉命将散乱的竹简排定次序，并用当时通用的文字考订释文，遂有初释本竹书纪年。又称“荀和本”。
若是晋朝时期有流传，那不可能晋武帝会这么兴师动众去折腾这个事情。
所以说，这个原因也是导致司马迁《史记》之中的这些内容是参照《春秋》的说法。
系统最后说的《战国策》同样意义也是比较深远的，但是相对来说，追溯不到前几者那么久远的时代，《战国策》记载了西周、东周及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各国之事，记事年代起于战国初年，止于秦灭六国，约有240年的历史。并没有涉及到三皇五帝，尧舜禹乃至是的内容。
当然，他在某些方面的重要性是其他几书不能比拟的。
《战国策》基本上自成一家，就是纵横家。其道德哲学观多取道家，社会政治观接近法家，独与儒家抵牾不合，因而为后世学者所诟病，曾被斥之为“邪说”、“畔经离道之书”。
虽然习惯上把《战国策》归为历史著作，但是与《左传》、《国语》等有很大不同。有许多记载，作为史实来看是不可信的。如《魏策》中著名的“唐雎劫秦王”，写唐雎在秦廷中挺剑胁逼秦王嬴政（即秦始皇），就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这一类内容，与其说是历史，还不如说是故事。
《战国策》善于述事明理，大量运用寓言、譬喻，语言生动，富于文采。虽然书中所记史实和说辞不可尽信，但其仍是研究战国社会的重要史料。
当然，对于系统来说，实在是不存在太多所谓不可尽信的问题。不引入野史演义，封神神话就不错了，被归类为‘正史’的记载，塑造出来的人物你还有意见？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