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我到巴黎还没两个星期就见到了斯特里克兰。
我很快在达美路某座公寓楼的六楼租了套小房子，又花了两三百法郎在旧货店购买了几件必需的家具，把房间布置得适宜居住。我请前台服务员每天早晨给我煮咖啡，还有帮忙打扫卫生。然后我就去看望我的朋友德克·斯特罗夫。
德克·斯特罗夫是那种会给不同性格的人留下不同印象的家伙，你想起他也许会轻蔑地发笑，或者困惑地耸耸肩膀。造化让他成为滑稽可笑之人。他是个画家，但他的画作非常糟糕，我是在罗马认识他的，直到今天还记得他那些作品。他非常热衷于描绘平凡的人物和景象。他的灵魂由于热爱艺术而悸动着，催促他来到西班牙广场，把那些在伯尼尼的台阶上流连的意大利人当作模特，呕心沥血地描摹他们独特的形貌和神态；他画作里的人物基本上都是留着小胡子、长着大眼睛、戴着尖顶帽的农民，浑身破破烂烂的街头顽童，还有穿着漂亮裙子的女人。这些人物有时候懒散地于教堂门口的台阶上伫立，有时候快乐地在蓝天下的柏树林中嬉闹，有时候在文艺复兴风格的水井边，有时候赶着牛车从美丽的原野走过。这些画的线条和色彩都是非常考究。就算是照片也不会更加逼真。梅第奇山庄有个画家称他为“巧克力盒大师”。看了他的作品，你很可能会认为莫奈、马奈和其他印象派画家从来没有出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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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我不是伟大的画家，”他曾经说，“我不是米开朗基罗，不是的，但我有我的风格。我的画很畅销。我把罗曼蒂克的情调送进各种人的家里。购买我的画作的不仅有荷兰人，还有挪威人、瑞典人和丹麦人，你没想到吧？买家大多数是商人，以及有钱的工匠。你无法想象那些国家的冬天是多么的漫长、黑暗和寒冷。他们喜欢我笔下的意大利。那正是他们所期待的。那也是我来到这里之前心目中的意大利。”
我想这种他多年以来始终保留着的幻觉模糊了他的眼睛，让他看不清真相；他完全不顾摆在眼前的事实，执意把意大利幻想成一个罗曼蒂克的侠盗和风景优美的废墟遍地的国度。他画下的其实是他的理想——虽然这种理想很差劲，既普通又陈腐，但毕竟也算是理想，这让他具备了独特的人格魅力。
我正因为这么想，所以才没有像其他人那样，仅仅把德克·斯特罗夫视为嘲弄讥笑的目标。有些同行毫不掩饰他们对其作品的鄙视，不过他赚了很多钱，而他们用起他的钱来也毫不手软。他为人慷慨大方，那些人缺钱了就会厚颜无耻地跟他借，背地里又嘲笑他是个傻子，因为他很天真，总是对那些凭空捏造的悲惨故事深信不疑。他很重感情，但他的感情太轻易就会被打动，所以常常造成这种荒唐的情况：你接受了他好心的资助，却对他毫无感激之情。从他手里拿钱就像把小孩的东西抢走那么容易，就是因为他这么愚蠢，你反倒会瞧不起他。我想假如有个疏忽大意的贵妇把装满珠宝首饰的名牌皮包忘掉在马车里，以身手敏捷自豪的扒手肯定会觉得这是对他的侮辱。造化让他成为笑料，却又拒绝给他迟钝的心灵。人们不停地拿他开玩笑，无论善意的还是恶意的，都让他烦恼不堪，然而他又总是提供让人取笑的机会，倒好像主动要这么做似的。他不断地被人伤害，但他善良的心产生不出怨恨：他可能会挨毒蛇咬，但从来不知吸取教训，伤口痊愈不久又会怜悯地把它揣进怀里。他的生活就是一出笑料百出的闹剧。因为我从来不曾嘲笑他，他很是领我的情，常常把他多不胜数的烦恼倾倒进我同情的耳朵里。这些烦恼的最可悲之处在于它们总是荒唐可笑的，他说得越是凄恻，你就越是忍不住想笑。
但他虽然是个糟糕的画家，鉴赏艺术的眼光却十分独到，和他去逛画廊绝对是难得的享受。他的热情是真挚的，他的点评是准确的。他对各种流派一视同仁。他对古代的大师有着由衷的钦佩，对现代的画家也有着了解之同情。他善于发现天才，毫不吝啬自己的赞赏。我想我从来没遇到哪个人的判断比他更精准。他的学识也比大部分画家渊博得多。和大多数画家不同，他对各种艺术不乏认识，他在音乐和文学上的造诣使得他对绘画有着深刻而多方面的理解。对于我这样的年轻人来说，他的忠告和指点具有无与伦比的价值。
离开罗马之后，我和他保持着信件往来，大概每两个月就会收到他用稀奇古怪的英文写成的长信，每次读他的来信，他谈话时那种口沫横飞、双手乱舞的热切神态总是呼之欲出地浮现在我眼前。我来巴黎之前不久，他娶了个英国女人，在蒙马特区开了个画室。我已经四年没见过他，也从未见到他的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