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862年，俄国：屠格涅夫在《俄罗斯导报》发表了代表作《父与子》，副标题《新人记事》。
1863年，还是俄国：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现代人》杂志发表了《怎么办》，也有副标题，是《新人的故事》。创作《怎么办》时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因宣传社会民主主义思想而被关入了彼得保罗要塞的单人牢房，《怎么办》是铁窗文学成果。
二十几年后，中国梁启超发表论文，呼吁当时的文学人士以小说育“新民”。
1911年12月，中华民国成立，陈独秀著文疾呼--1911年以前出生之国人当死！1911年以后之国人永生。
1915年，《新青年》杂志在中国问世。
1918年，鲁迅发表《狂人日记》。
1921年，鲁迅发表《阿q正传》。让我们将视线再投向欧洲，屠格涅夫发表《父与子》的同年，雨果出版了《悲惨世界》。1874年，他完成了最后一部小说《九三年》。
而在英国，比《父与子》、《悲惨世界》早三年，狄更斯晚年最重要的小说《双城记》问世--那一年是1859年。
1888年，王尔德出版童话故事集《快乐王子》。
1891年，哈代出版《苔丝》。
在德国，1883年至1885年，尼采完成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将以上（当然不仅限于以上）跨国界文学现象排列在一起，从中探究文学与时代，与社会、与人心即人性之关系，寻找文学在后文化时代亦即娱乐时代或许还有一点儿意义，是我十几年前就开始思考的事情。
我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些我所崇敬的文学大师们，为着他们各自的国的进步，一生大抵在做两方面的努力--促旧时代速朽；助新时代速生。为使旧时代速朽，于是实行暴露，解剖与批判。既批判旧的制度，也批判“旧的人”，那类自在于、适应于、麻木而苟活于旧制度之下的人。
为使新时代速生，于是几乎不约而同地预先为他们尚看不分明的新时代“接生”新人。新时代并未实际上出现，他们便只能将新人“接生”在他们的作品中。
“旧的人”倘是多数，那么即使旧的时代行将就木，也还是会以“世纪”的时间概念延续末日。因为“旧的人”是旧时代的寄生体，就像“异形”寄生人体。
新人倘不多起来，新时代终究不过是海市蜃楼。因为新时代只能与新人相适合，就像城市文明要求人不随地便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