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学时代，是我真正开始接受文学作品熏陶的时代。比较起来，我中学以后所读的文学作品，还抵不上我从1963年至1968年下乡前这5年内所读过的文学作品多。在小学五六年级，我已读过了许多长篇小说。我读的第一本中国长篇小说是《战斗的青春》；读的第一本外国长篇小说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而在中学我慢慢知道了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雨果、车尔尼雪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等外国伟大作家的名字，并开始喜欢上了他们的作品。
我在我的短篇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中有几处引用了希腊传说中的典故，某些评论家们颇有异议，认为这超出了一个中学生的阅读范围。我承认我在引用时，的确有自我炫耀的心理。但说“超出了一个中学生的阅读范围”，证明这样的评论家根本不了解中学生，起码不了解上世纪60年代的中学生。
我的中学母校是哈尔滨市第二十九中学，一所普通的中学。在我的同学中，读长篇小说根本不是什么新鲜事。不论男女同学，大多数在那时候就开始喜欢读长篇小说了。古今中外，凡是能弄到手的都读。一个同学借到或者买到一本好小说，会先在几个亲密的同学之间传看。传看的圈子往往无法限制，有时几乎扩大到全班。外国一位著名的作家和一位著名的评论家之间曾经有过下面的风趣而睿智的谈话：
作家：最近我结识了一位很有天赋的评论家。评论家：最近我结识了一位很有天赋的作家。作家：他叫什么名字？评论家：青年。你结识的那位有天赋的评论家叫什么名字？
作家：他的名字也叫青年。
青年永远是文学最真挚的朋友。中学时代正是人们生机勃发的青年时期。他们通过拥抱文学拥抱生活，是最容易被文学作品感动的最广大的读者群。即使现在我们进行一次相关的社会调查，肯定也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我在中学时代能够读到不少真正的文学作品，还要感谢我的母亲。母亲那时已被“铁路”解雇，在一个条件低劣的加工棉胶鞋鞋帮的小工厂工作，每月可挣三十几元钱贴补家用。
我们渴望读书。只要是为了买书，母亲给我们钱时从未犹豫过。没有钱，母亲就向邻居借。
家中没有书架，也没有摆书架的地方。母亲为我们腾出一只旧木箱，我们把买的书，包上书皮儿，看过后存放在箱子里。
家里最先获得买书特权的，是我的哥哥。哥哥也酷爱文学。我对文学的兴趣，一方面是母亲以讲故事的方式不自觉地培养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受哥哥的影响。我之所以走上文学道路，哥哥所起的作用，不亚于母亲和我的小学语文老师。
60年代的教学，比今天更体现对学生素养的普遍重视。哥哥高中读的已不是“语文”课本，而是“文学”课本。
哥哥的“文学”课本，便成了我常常阅读的“文学”书籍。有一次我晚上从哥哥的书包里翻出他的课本看，没有放回去，结果第二天哥哥上“文学”课就找不到课本了。
一册高中生的“文学”课本，其文学内容之丰富，绝不比现在的任何文学刊物差。甚至要比某些文学刊物的内容更丰富，水平更优秀。收入高中“文学”课本中的，大抵是古今中外优秀文学作品里的章节。诗歌、散文、小说、杂文，无所偏废。
“岳飞枪挑小梁王”、“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鲁迅、郁达夫、茅盾、叶圣陶的小说，郭沫若的词，闻一多、拜伦、雪莱、裴多菲的诗，马克·吐温、欧·亨利、高尔基的小说……货真价实的一册综合性文学刊物。
那时候高中的“文学”课多么好！
我相信，60年代的高中生可能有不愿上代数课的，有不愿上物理课、化学课、政治课的，但如果谁不愿上“文学”课就太不可思议了！
我到北大荒后，曾当过小学老师和中学老师，教过“语文”。70年代的中小学“语文”课本，远不如“扫盲运动”中的工农课本，让我这样的老师根本不愿拿起来。
当年哥哥读过的“文学”课本，我都一册册保存起来，成了我的首批“文学”藏书。哥哥还很舍不得把它们给我呢！
哥哥无形中取代了母亲家庭“故事员”的角色。每天晚上，他做完功课，便读“文学”课本给我们听，我们理解不了的，他就想办法启发我们。
一个高中生朗读的“文学”，比一位没有文化的母亲讲的故事当然更是文学的“享受”。某些我曾听母亲讲过的故事，如“牛郎织女”、“天仙配”、“白蛇传”，哥哥照着课本一句句念给我们听，感受是大不相同的。从母亲口中，我是听不到哥哥读高中“文学”课本里的那些文学词句的。我从母亲那里获得的是“口头文学”的熏陶，我从哥哥那里获得的才是真正的文学的熏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