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做官的修养，丁宝桢认为：一个称职的好官，必须明习当时之务，又好读书，稽古以充之，见闻日益广，持守日益定，才识日益闳，其所谓明体达用者也。他认为要防腐拒腐，首先得远离，洁身自好，须少交接少游宴。除上衙门外，仍以终日闭户读书写字作文赋诗为好。他训诫儿子丁体常，要夙寤晨兴，忧劳百姓；要受辱不惊，受宠若惊；要居安思危，勿在乐忘忧；要把宦海的浮沉和个人的得失看得淡漠，但对自己的人格和清操却要看重。他有如是说：我之做官，志在君民，他无所问。官可被参而罢黜，断不可依阿以从俗，而自坏身心，贻羞后世也
丁宝桢到山东巡抚任上之后，身体力行，一番雷厉风行之下，山东官场的风气的确清正了许多，但随之而来的，却是行政效率的极度低下，以及财政收入的困窘。
丁宝桢一直认为，读书人都是孔孟之徒，他们入仕，出发点应该是行孔孟之道，并不应为一己私利。所以，他的取消收受陋规，保持祖制的低薪正好有利于官员们砥砺节操，保持正气，正所谓存天理灭人欲。低薪制其实是中国基于儒家学说的一种政治传统，但问题是一方面是官俸低得有时甚至不足以维持正常开支，另一方面是官本位，官万能，各级官员权力不受约束，制定各种土政策，进行各种乱收费几乎没有任何障碍。通过加收摊派收取行政费用，支撑政府运转，是历代政治中的一个正常现象，也是低薪制得以维持的基础。问题是加收多少，摊派多宽，并没有明文规定，完全是暗箱操作。并且，对政府机构的财政收支，从来没有建立过有效的会计审计制度。官员们往自己口袋里放钱，就像吃饭夹菜一样容易。这种制度的荒谬，正如同渴马守水，恶犬护肉，导致官员们的整体腐化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在这种制度下，要是做清官，一丝不取，结果就是甘于正常人无法忍受的贫穷。
问题是，你要甘于贫穷可以，但你不可能要求别人和你一起受穷
这个不可能实现的神话，支撑着中华民族渡过了几千年的艰难岁月。这个神话是个圈套，它告诉人们，一个社会或者一个人达到幸福彼岸的道路已经为圣人指出。因此幸福就在眼前，唾手可得。问题是圣人之言恍兮惚兮，如何百分之百贯彻并没有一个客观标准。如果你还没有找到幸福，那原因必然是你没有贯彻正确。
几千年来，中国人就是在试图通过贯彻圣人之言达到幸福彼岸的努力中度过的，几千年了，圣人们许诺的大同世界从来没有降落过人间，太平盛世从来只是战乱和灾荒中的短暂喘息。在圣人之言人人讽颂之时，人们举目所见，只有混乱僵滞和穷困。从来没有人怀疑圣人之言是否正确，没有人跳出这个神话的陷阱。人们只是前赴后继，一代又一代坚持不懈。
整个中国文化都陷入了巨大的偏执之中，毅力被当成了解决一切问题的法宝。然而，人们越努力，世界就变得越糟糕。
而丁宝桢却不管这些，他上任之时，山东的税收本来并不少，但他一心为民，到任后便大兴利民工程，兴修水利。1871年，黄河于山东郓城侯家林决口，交通阻塞，多数州县被淹。负责治河的大臣建议第二年动工堵筑。丁宝桢力请即时于水涸时动工，并请命亲自督修。不到两个月竣工，时称费半而功倍。后黄河又在石庄户决口，河水夺流南下，山东江苏安徽数百里受灾，运河交通废弃，朝廷上下治水之议莫衷一是。丁宝桢又奏请督工堵筑，河水专注于大清河入海。
除了兴修水是，丁宝桢在济南建尚志书院，招收各府州县儒生来院讲习，兼收愿学天文地理算术者。而在左宗棠的西征协饷摊派过来之后，丁宝桢积极支持，每一次都是足额将协饷交付。他办的这些事为他赢得了极高的官声，但山东的财税收入却渐渐的变得入不抵出。而丁宝桢并没有去研究这当中的原因，而是在全省范围内厉行节俭，并亲自带头做表率，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