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发言中证实，这个盗窃案发生在住人的房屋里，门锁被撬开，因此这个小伙子应受最严厉的惩罚。
法庭指定的辩护人却证实这个盗窃案不是在住人的房屋里犯的，因此罪行固然无可否认但罪犯还不致象副检察官所肯定的那样对社会构成严重危害。
庭长又象昨天那样装得不偏不倚，大公无私，并且向陪审员详细解释那些他们早就知道，其实也不可能不知道的规矩。法庭又象昨天一样暂停了几次，大家照样又是抽烟，又是民事执行吏高呼“开庭了”，两个宪兵又是竭力克制着睡意，拿着出鞘的军刀坐在那里，恫吓犯人。
通过审讯知道，这个小伙子原先被他父亲送到香烟厂当学徒，在那里过了五年。今年，工厂老板同工人发生纠纷，他被老板解雇了。他找不到活儿干，在城里游荡，把最后一个子儿都拿去喝酒。他在小饭馆里认识了那个比他更早失业、酒喝得更凶的小炉匠。他们一起喝醉了酒，深夜撬开门锁，把首先看到的东西拿走。他们被捕了，供认盗窃地毯，就被关进牢里。小炉匠不等审讯就死了。现在，这个小伙子被认为是个危险分子，必须同社会隔离，并且受到审讯。
“说他是个危险分子，那也同昨天那个女犯人一样，”聂赫留朵夫听着庭上人们的话，想。“他们是危险的，难道我们就不危险吗？……我是个放荡好色的人，是个骗子手，可是知道我底细的人不仅不鄙视我，还很尊敬我。难道我们就不危险吗？就算这个小伙子是整个法庭上最危险的人物，现在他落网了，应该拿他怎么办呢？
“这个小伙子分明不是什么坏蛋，而是一个极其普通的人。这一点大家都很清楚。他所以落到如此地步，无非因为他处在会产生这种人的环境里。因此，事情很清楚，要小伙子不至于变成这种人，必须努力消灭产生这种不幸的人的环境。
“可我们是怎么办的呢？我们抓住这样一个偶然落到我们手里的小伙子，明明知道还有成千上万这样的人逍遥在社会上，却把他关进监牢，使他终日无所事事，或者做些有害的无聊劳动，结交一批象他一样在生活上软弱无能因而迷途的人，然后由国库出钱把他夹在一批腐化堕落分子中间，从莫斯科省一直流放到伊尔库次克省。
“我们不但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消除产生这种人的环境，还一味鼓励产生这种人的机构，也就是工厂、工场、作坊、小饭馆、酒店、妓院。我们不仅不取消这类机构，还认为它们是必不可少的，对它们进行鼓励和调节。
“我们用这种方式培养出来的人不止一个，而是千百万个。然后我们逮捕了一个，就自以为办了一件大事，保障了自己的安全，再也不用做什么事了，我们就把他从莫斯科省遣送到伊尔库次克省，”聂赫留朵夫坐在上校旁边，听着辩护人、检察官和庭长的不同音调，看着他们自以为是的姿态，情绪激动地思索着。“嘿，演这样的戏得耗费多少精力呀，”聂赫留朵夫环顾着这个大法庭，望望那些画像、灯盏、圈椅、军服以及厚墙和窗子，继续想。他想到这座宏伟的建筑物，还有那更加宏伟的整个机构，以及由全体官僚、文书、看守、差役等组成的庞大的队伍。这种队伍不仅这里有，而且俄国各地都有，他们领取薪金，就是为了表演这种无聊的闹剧。“要是我们用这种精力的百分之一来帮助那些被抛弃的人，那将会出现怎样的局面呢？可现在我们只把他们看作可以为我们的安宁和舒适服务的劳动力。其实，当他由于家境贫困从乡下来到城里时，只要有一个人怜悯他，周济他就好了。”聂赫留朵夫望着小伙子受惊的病容，暗自想着，“或者，当他进了城，在厂里做完十二小时工以后，被年纪大些的伙伴拉到小酒店里去时，要是有人对他说：‘别去，凡尼亚，到那里去不好，’小伙子也就不会去，不会堕落，不会做什么坏事了。
“但自从他在城里过着牛马般的学徒生活，为了防止生虱子而剃光头发，终日替师傅们东奔西跑买东西以来，从来没有一个人怜悯过他。正好相反，自从他住到城里以来，从师傅和伙伴嘴里听到的，不外乎‘谁会喝酒，谁会骂人，谁会打架，谁会放荡，谁就是好汉’这样的话。
“后来，有碍健康的繁重劳动、酗酒、放荡戕害了他的身心，他就变得头脑愚钝，举动轻狂，丧魂落魄，漫无目的地在城里乱闯，又一时糊涂溜到人家的板棚里，从那里拖走了毫无用处的破地毯。而我们这些丰衣足食、生活富裕、受过教育的人，非但不去设法消除促使这个小伙子堕落的原因，还要惩罚他，想以此来纠正这类事情。
“太可怕了！这种情形主要是由于残酷还是荒谬，谁也说不上来。不过，不论是残酷还是荒谬，都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聂赫留朵夫一心思考着这问题，已经不在听庭上的审问了。这些想法使他自己也感到害怕。他感到奇怪的是，这种情况以前他怎么没有发现，别人怎么也没有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