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都是题外话了。还是回到主题上来吧。该枪诞生后，很快传到了中国，大约在1894年后，在时任两广总督张之洞的主持之下，88式委员会步枪在汉阳兵工厂开始生产。
最初，湖北枪炮厂生产的该枪与原型枪无异，也是枪管外有套筒的，但最迟到了1904年，中国人开始对该枪进行改进，主要改进之处是去掉了枪管外的套筒，并在枪管外加以木制护盖，以便于握持。当然，改进并不是一次性完成的。
改进后的该枪主要诸元：口径7.9毫米，枪全长1250毫米，枪管长740毫米，枪重4.06公斤，膛线4条.初速630米／秒，表尺射程2000米；马枪枪全长950毫米，枪管长442毫米，枪重3.4公斤，初速400米／秒，表尺射程1200米。枪弹之发射药为无烟药，圆头弹丸。
经过改进后的步枪被命名为“汉阳式7.9毫米步枪”，进入军队和民间后，被简称为汉阳造。到了1940年，国民政府军政部又一次对军械重新命名，该枪被改称作“汉88式步枪”，但军队与民间，仍称其作汉阳造不变。
汉阳造指的就是这支枪。
这里有一个问题，即开始仿制时的套筒步枪和马枪，是否也称作汉阳造呢？的确，最初生产的枪管外带套筒的步枪，也是称作汉阳造的。不过那时所称的“汉阳造步枪”，还没有形成为一种步枪的专称，而仅仅就是指的汉阳兵工厂生产的枪而已，到了汉阳造成为一种步枪的专称时，早期仿制的套筒步枪已经有了自己的专用绰号“老套筒”，而且该型枪在中国的生产时间不长，出品亦不多（后来国内所见的老套筒多数是进口的），所以，汉阳造也就仍然只是“汉阳式7.9毫米步枪”以及后来改称的“汉88式步枪”的专用绰号了。
其次，说说汉阳造都产自何地何时。
就象上面说的，汉阳造，原本就是汉阳制造的步枪的意思，但到后来，它已经成为一款特定步枪的专用代称，于是，不管它产不产自汉阳，只要是这款步枪，它就还是叫汉阳造。清末的江南制造局，以生产快利步枪布闻名，汉阳造问世后，便投产汉阳造步枪，最初还是与快利步枪同时生产，到了后来，索性放弃了快利步枪的生产，而专门生产汉阳造。清人朱彭寿在考察江南制造局的奏折中，称该局“现又改造小口径毛瑟枪”，这里所说的“小口径毛瑟枪”，在民间，在军队中，便也称作汉阳造。
1912年河南都督张镇芳有一份关于河南兵工制造的报告，曾提到开封机器局“全年可造七米粒九小口径毛瑟快枪三百技”，这里所说的“七米粒九毛瑟快枪”，在民间，在军队中，也仍然是俗称的汉阳造。
四川兵工厂也曾投产汉阳造，尽管它产自四川的成都，在民间，在军队中，也称其作汉阳造。
在敌后的**抗日根据地兵工厂，也曾有仿制汉阳造的纪录，不管它是产自山东、河南、山西还是河北，只要是这款步枪，也都称作汉阳造。
到了抗战开始后，全国几乎所有的兵工厂几乎全部集中到大西南的重庆，兼并重组，此时的汉阳造便主要在重庆生产。生产汉阳造的兵工厂，也不再称作汉阳兵工厂，而统一名称为第二十一兵工厂制枪厂，但该厂出品的步枪，仍然是命名的“汉88式步枪”，在民间和军队中，也仍然被称作汉阳造。
有几组数据，从中应该不难看出一些问题。其一，全国各地兵工厂内迁到重庆重组后生产走上正轨的1942年，全国三家生产步枪的兵工厂，即一厂、二十一厂、四十一厂，总的步枪生产量为59200支，而汉阳造在其中所占即达46600支。
其二，汉阳兵工厂制枪厂在迁来重庆之前，也就是从1894年至1938年这44年之间，共计出品汉阳造876316支，迁来重庆并入二十一兵工厂后，从1939年到1944年不到5年的时间，共计出品207164支，而一直到1944年之前，该厂中正式的生产纪录还是零。
其三，在1944年之前，仅二十一兵工厂制枪厂一个厂的纪录，汉阳造的全部出品是108（或130）万支，而包括原来的十一厂、后来的一厂、四十一厂等加起来计算，中正式的生产纪录也仅有206210支。
这几组数据透露给我们怎样的信息呢？一个，是一直到1944年之前，中国步枪的生产，一直是以汉阳造为主，并非有些网民所认为的那样以中正式为主，而且从兵工厂内迁到重庆开始，汉阳造的生产有一个猛的飙升。第二，战时中国抗日军民手中所用的汉阳造，有很多不是在汉阳生产的，而是在重庆生产的，甚至是在四川、湖南、江西、河南等地生产的。
大概许多网民认为，汉阳造的风光是在清末民初，实则不然，不尽然。不错，敲响封建的清王朝丧钟的第一声枪响，是汉阳造；民初军阀混战中大显身手的，是汉阳造；北伐战场上双方用的最多的，是汉阳造；国共十年内战中的双方用的最多的，也是汉阳造，但容易忽视而实在不应该忽视的，是在整个的全民族抗战期间，抗日军民手中用的最多的，还是汉阳造。诚然，用今天的眼光看它，是落后了，但它曾有过的风光我们不该忘记，它所创造的辉煌就更不该因为后来人的好恶而轻易抹去。
十九军还是十九路军
十九军就是十九军，十九路军就是十九路军，这本来用不着废话。但多少年来看中央台一遍又一遍地说错，就憋不住想说说。算是科普一下吧。
长期以来，总听到有人说“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十九军总指挥蒋光鼐”，或是“十九军军长蔡廷锴、总指挥蒋光鼐”等，特别是作为党和国家一级喉舌的中央电视台，也是履履犯如此错误。让人不由得怀疑，十九军与十九路军是怎么的一种关系，总指挥与军长是怎么的一种关系，中央台的这些个播音员是不是压根就没弄清楚。
这里有必要先交待一下军和路军在中国的演变。先说军。在中国，自从1894年袁世凯改革军制后，师，成为常规的编制，也是最大的编制，有固定的编制、装备、员额和层次，战时平时都如此。军，则只作为战时编组，可依作战需要而定大小，并无固定编制。这也是袁世凯所效仿的德日等国的惯例。辛亥革命时，清军组成两个军南下镇压。其中第一军以荫昌为军统，由陆军第四镇全部、第二镇部分编成的混成第三协和第六镇部分编成的混成第十一协组成。第二军以冯国璋为军统，由陆军第五镇全部、第三镇部分编成的混成第五协、第二十镇部分编成的混成第三十九协组成。后来南北议和成功，不打仗了，两个军也就取消了，所属的师旅该回防的回防，该归建的归建。与此同时，武昌的革命军也曾编组三个军，分别由杜锡钧、李烈钧和赵恒惕出任三个军的总司令。也同样属于战时编组，而不是常规的编制，停战后这三个军也取消。这时的军，就属于战时编组。有仗打就有军，打完了仗军就取消，就这个性质。这大概也是中国近代自军制改革后首次出现军这个组织形式。
从那以后到南北之间的历次战争，到军阀混战，又曾多次出现军的组织形式，但无一不属于这种战时编组的性质。
到了国民革命时期，情况有了变化。1925年8月，军事委员会决定将党军及建国各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废除原来以省命名的粤、桂、湘、滇等军的番号，代之以一二三四这样的数字为番号，分别编成第一至第五军。而且明确各军每军辖三师，每师辖三团这样三三制到底的固定编制。从这里明显看出，这时的五个军，已经不再属于战时的编组，而成为一种平时的编制。军，成为固定的编制，在中国，这是第一次。
由于要北伐，国民革命军很快又扩充了第六、七、八各军。北伐开始后，又爆米花似地膨胀到几十个军、上百个军。从北伐开始一直到结束，因为一直在打仗，这期间的军该属于怎样的性质，就不好一言以概之了。有的仍然是属于固定编制，也有的只是战时编组，有的又介于二者之间，五花八门，不一而足。
北伐完成了，军队编遣，重新确定以师为最高编制单位，师以上的各军、各集团军、各路军、各方面军、各指挥部等层次结构，一律取消。
但这只是美好的愿望而已，方案提出来还不到一个月，正在实施中，由于编遣产生的龃龉，各路诸候互不相让，仗又开打了。于是，军，这个刚刚被取消了的编制，便重新又一次被提到部队的层次结构上来，又有许多个军接二连三地组成。只不过呢，此时的军，虽没有明确，但主要已经显现出战时性质，从各军的编成上，很容易看到这一点。
这之后一直到抗战开始，由于新军阀不断地混战，军，始终就处在一种似乎属于战时编组又似乎属于平时编制的混沌状态。但有一点必须明白，即它是比较固定地存在着的。
再说路军。各路军与各军相比，它从来不是一个平时编制，而鲜明地显现出战时性质。实际上，它就是根据作战需要而临时调配的某一个进攻或防御方向的部队的指挥体系而已，其临时性质十分的明了。比如1926年第一路进军湖南、湖北；第二路进攻江西；第三路进军福建、浙江。再比如北伐军底定江西后，决定向长江下游进军，又将军队区分为东路军、西路军、中央军等。以上这一路二路三路，和这东路西路中路，就是各路军最本分的定义。
到了编遣后的新军阀混战时，为了削藩作战的需要，蒋介石又临时重组多路大军，对李、唐、冯、阎等军阀次第作战。这时的各路军，仍然没有固定的编制，而主要依据作战方向和军队集团派系的构成而定，多者几个军，少者几个师。
和军不一样的是，似这样因打仗而区分的各路指挥系统，不用明文，打完仗也就自然取消了。当然这是的。民**事史，它怪就怪在你不能按照规矩按什么理论来它，就象北洋时期的混成旅本来不是固定编制，但到了民国后却基本变成了固定编制一样。这个路军，按说打完仗就应该无形地取消了，但事实却是，它没能取消。特别是当某一路军的组成恰好完整地集合着某一派系集团时，它就更是比军或方面军等结构层次更牢固地保留下来。比如韩复榘的第三路军、何健的第四路军、李济深的第八路军、马鸿逵的第十五路军、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蒋光鼐的第十九路军、孙连仲的第二十六路军等，因为其组成正好是总指挥的私家军队，所以被他们看的比什么集团军呀方面呀等番号反而都更重要。就连周恩来在抗战初都说不愿意将八路军改为第十八集团军。这其中绝对不是因为集团军比路军更带有临时性质，而是中国当时割据的现实，不得不让人感觉，这路军还就真的更能代表着鲜明的派系性质。相反的，如果这某一路军的组成不是某个完整的军系，那么打完仗后，它就很快地取消而不复存在。比如刘峙的第二路军、朱绍良的第六路军、顾祝同的第十六路军等，就随着打仗的结束而结束了。
总之可以这么说吧，这个某某路军，它原来是一个极其临时的指挥体系，但在当时新军阀割据的背景之下，它却往往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某个独立与完整的军系，大概就因为这个，本不该保存的路军却一直保存了好多年。
好了，说完了军，也说完了路军，我们再回到正题说说十九路军和十九军。
1930年，蒋介石为支援津浦方面的作战，于这年的第六十师蔡廷锴部和同为陈铭枢部队的第六十一师蒋光鼐部合组为第十九路军，以蒋光鼐为总指挥，开赴山东参战。十九路军这是这么诞生的。
因为路军毕竟不是一级编制单位，所以也就在调蒋、蔡二师北上参战的稍后，8月，又将这两个师（六十、六十一师）编成第十九军，以蔡廷锴为军长。十九军也就这么诞生了。
前边说了，军是比路军较固定的编组，甚至可以看成是编制单位，而路军是极其临时性的，它无论如何不是一级编制单位，第十九路军也一样。但也和第三路第四路第十七路第二十六路一样，因为其组成正好是原粤军陈铭枢这一支私家军队，所以也就得以较长时间地保存下来。这样，便同时有了十九军和十九路军。
在当时，某某路军，它多时可指挥几个军十几个军，少时也可能只指挥一个军。而十九路军在当时就只指挥一个军，即第十九军。
缺德就缺德在这两个十九上了。在当时，一路军只有一个军的情况并不鲜见，比如第十一路军，就长期只有一个第十五军；第十五路军，就长期只有一个第十一军；第十七路军，也较长时间只有一个第七军，等等，所以第十九路军只有一个第十九军也就没什么值得奇怪的。可不知哪个混蛋，将这两级上下隶属的单位，都冠以“十九”的番号，十九军与十九路军，一字之差，这就已经容易让人弄错了。而在当时，十九军所辖的是六十师和六十一师这两个师，十九路军呢，也就这一个十九军，说来道去，它所指挥的，还是这两个师。还有呢，是蒋蔡二人资历相当，难分伯仲，初期二人又各长一师。一个总指挥，一个军长，也的确存在着明显的照顾平衡的动机，这就更是容易让不甚了解那段军制史的人们不由得不弄混了。
戴笠生前佩中将衔也没错
早在九十年代，商伟凡先生《戴笠生前军衔之谜》一文，便对戴笠生前的军衔问题提出了疑问，笔者当时也曾在杂志上撰文回应。后来又有不少同仁提出同样质疑，并举戴笠一张生前佩戴中将军衔的照片为证。因为明明戴是在死后享受到追任中将军衔的，怎么生前便已经佩戴了中将军衔呢？
这便要再罗嗦几句了。民国时期，地方军阀割据，形同独立王国，乱委军职，私授军衔的现象极其普遍，不足为奇。但被视为正统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出现这种现象，着实令人费解。实际上，费解的事还多呢。象戴笠这种早已戴上中将军衔后又授予少将的，在央军中，也还大有人在。较为突出的如**五大主力中的第十八军、新一军、新六军的军长胡琏、孙立人、廖耀湘，便都是在任军长后较长时间才晋升少将军衔的。这不论是从国际惯例上，还是从**当时的实际情况上，都是讲不通的。
抗战初期，的阶级，按惯例，旅长一般是少将，师长多数是中将，军长则全部是中将。抗战开始后不久，逐渐撤销旅一级编制，师长有少将也有中将，军长则仍然全部都是中将。第十八军、新一军、新六军是美械装备的**王牌，尽管我没看到过胡琏等人任军长时的照片，但佩中将军衔是肯定的，是理所当然的。可按《国民政府公报》所载，胡琏是1945年6月28日晋升少将，而其任十八军军长则是在这之前的1944年8月。孙立人是1945年3月8日晋升少将，其任新一军军长也是在这之前的1944年5月。廖耀湘是1948年9月22日晋升少将，此时的廖耀湘，早已在一年前的19第九兵团司令官了,任新六军军长则是在这四年前的1944年5月。我们无法想象，难道他们曾经是上校军长、上校兵团司令官吗？肯定不会。那难道是《国民政府公报》弄错了，也不会。
那又是为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是否可以这样解释或推测。
自从护法战争开始，中国进入新的战国时代，军队高层考虑最多的是如何打仗，至于军队的法制化建设，特别是军衔这样的“务虚”的事物，实在不是他们愿意花太多的精力去急于考虑的。黄埔建军后，军衔就没个章法，虽然各级军官也有将校尉的军衔并且也佩戴着相应的军衔符号，但那军衔的授予却不是依据什么军衔条例而是军衔授予者凭惯例而为之，而且连同职务一同授予的什么什么将什么什么校，也更多的体现一种职务附加名称，而不主要体现军衔的严格含义，于是才会出现某某人担任某部中校参谋又兼某部上校参谋处长的咄咄怪事。
司马老弟曾将这随职务而变动的军衔称作临时军衔，我认为这样的定义是恰如其分的。它也的确真的类似于西方的职务军衔或临时军衔。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这样类似于职务附加名称的“中校主任”“上校处长”之类，授予者和本意却并不是将其看成是职务附加名称的，他们也是想要使其成为真正意义的军衔的，只是由于他们可能未必真懂军衔的含义，或者他们认为军官不能没有军衔可又无法可依，于是就在任命职务的同时也连同军衔一同任命，换个职务也又根据该新职所习惯对应的军衔连职务和军衔一同换了。
在当时，军衔的授予佩戴也特别的随意，特别的不严肃。地方军阀部队自不用说了，就是中央军，也是如此。比如据史说回忆，有一次，蒋介石在中央军校的总理纪念周上讲话时，军队和列强相较，战斗力特弱而将官特多，上将都数不清了。一旁的张治中听后，当场将上将领章摘下，换成中将。其军衔管理之混乱，由此可见一斑。
1934年，国府整军建军中，开始依照日本军队的人事制度，由原属于军政部的军衡司独立出来改为由军事委员会直属的铨叙厅，制定陆军人事整顿及升迁办法。这其中有一项便是将官阶与职级分开，任职与任官分立。任职，指的就是军长师长这个职务，任官，则是中将少将这个军衔。也就是说，职务的晋升与军衔的晋升走的是两股道。按说这是一个进步，是能够真正体现军衔意义的进步，但因为没有考虑到使用象今天我军这样的基准军衔的办法，也没有继承北洋时期加衔的体例（国民政府时期的加衔制度仅限于中将一级），其弊端很快便暴露出来。
按照此一任官条例，军衔的晋升受“停年”的严格限制。所谓“停年”，就是某一军衔必须停留的年数，也就是最低任官年限。按规定，各级停年为：少尉升中尉一年半，中尉升上尉二年，上尉升少校四年，少校升中校三年，中校升上校三年，上校升少将四年，少将升中将三年，中将升上将用选升。照此算起来，一名少尉要升到少将最快也要十七年半的时间。这一下子矛盾来了，由于一直处于战争状态，指挥员职务的晋升却没有受那么多的停年的限制，一年连升三级的都有。如黄埔军校毕业的胡宗南、李仙洲、李延年、黄杰、陈铁、桂永清、关麟征、霍揆彰、宋希濂、夏楚中、王敬久、孙元良、李默庵、王仲廉等，都在抗战开始后的第二年便已担任军长职务，而此时他们从军的历史都还不满十四年。军长是可以当，军衔却得慢慢走。这种任职与任官的分立，造成了“官”的晋升远远的滞后于“职”的晋升的怪现象。
因为“官”滞后于“职”太多，给指挥带来的不便，是勿庸置疑的。要是真的按照停年一步步来，那就极有可能象二战时期的苏联红军中出现的“中尉营长”、“上尉旅长”、“中校师长”等怪事一样，得让孙立人、廖耀湘等戴着上校甚至中校的军衔去指挥新一军、新六军与英军并肩作战了,那这就有点开国际玩笑了。好在国人比俄国佬是要灵活许多，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实际上到抗战开始后不久，各级部队单位不经铨叙厅承认，便私自晋升军衔，甚至私自戴上自认为应该戴的军衔。当上团长了就授予上校，当上军长了就授予中将。或者我当了团长我就戴上上校牌子，我当上军长我就戴上中将的牌子，不管你授予不授予。实际上这就等于又回到老的轨道上来，即军衔的授予仍然根据军中常例，根据某一职务大致习惯对应的军衔来任命，而不是依照军衔条例给予铨叙，从而成为一种非法的事实。从铨叙厅曾反复下文要求任何部队单位不得私授军衔，并采取将级领章编号和定制的方法加以限制的情况看，似乎可以反证出这一推测。
说这些人未经铨叙而按职务佩戴的军衔是非法，是因为迄今为止，我是没能发现有这样的制度，也没能发现有这样的允许。但对于中央军中的将领来说，他们佩戴的军衔却基本是合理的。比如作为军长的孙立人廖耀湘们佩戴中将军衔，比如作为集团军总司令的杜聿明王耀武们佩戴中将军衔，尽管此时的他们并没有铨叙中将，但他们所佩的中将却与他们的军职是对应的，因而是合理的。因为是合理的，就使得他们在无奈与无意之中，填补了军衔制度的缺憾，形成了事实上的西方习惯称呼的“临时军衔”或“职务军衔”，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特色民国特色的一个值得肯定的创意。
相比之下，非中央军的军人佩戴的军衔，则往往既不合法也不合理。比如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将领**，在开辟豫鄂根据地之初，化名李威，带了一百多人枪，佩戴**少将军衔，公开活动于社会各界。你想想，连他这个名字都是假的，那么这个李威的少将是谁授予的，怕是只有天知道了。再比如那些多如牛毛的游击司令们，十几个人七八条枪，也往往佩着少将中将军衔四处招摇。你说在敌后招摇吧也就算了，可蒙古那两个在当时被炒的很红的福晋巴云英和奇俊峰，手下不过二三百家兵而已，但她们也竟然堂而皇之地挂着少将的军衔频频出入于陪都各界，甚至出入蒋介石官坻。
虽然有了这种尽人皆知的非法的事实，而铨叙厅的老爷们除了限制却并没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来解决这不合理的东西（在那时局动荡的岁月，立法也是谈何容易），而是仍旧僵硬地执行自己那一套与当时情况早已不适宜的“停年”的框框，于是就出现了一方面军衔的法定授予机关不管你职务怎么晋升相应的军衔却迟迟不给授予，而另一方面用人单位则不管是不是合法是什么职务我就授什么军衔，甚至是某些军官我想戴什么军衔就戴什么军衔，这有点象眼下一些农村存在着的事实婚姻，不管你给不给结婚证，我是该娶媳妇就娶媳妇，想生孩子就生孩子。
这就是民国史的特色。
这又产生一个新问题，即军衔这么严肃的问题，给弄的如此儿戏。那老蒋就不出面管管吗？
我猜想，一个原因，就是我前边分析的那样，老蒋把主要的精力用在打仗上，没闲功夫管，就象斯大林为什么不管管红军的军衔制度一样，就象老毛屡屡推迟军衔制的实施一样，在那样的年年在打仗天天在打仗的时代，军衔制度建设，实在不是当务之急。
另一个原因，则除了最高层没把主要精力投入到这上面外，一般**军人包括那些中将少将们自身，对于军衔，除上将外，对多的数也数不过来的中将少将，也没什么人特别的重视。他们关心的是军长师长这个职务，关心的是能不能确实掌握部队，关心的是能不能保住地盘，关心的是粮饷械弹兵员的补充，关心的是这仗该怎么打，至于肩膀上那多一颗少一颗的星星，实在不值得花太多的心思去计较。在那个枪杆子决定一切的年代，一个丢掉了枪杆子的少将参议，远不如一个拥有枪杆子的少校营长更有份量。今天，当年**人员的回忆史料汗牛充栋，却极难看到谁占用篇幅去议论谁该佩戴什么军衔而谁不该佩戴什么军衔，即可说明当年人们对军衔的态度。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又要说到国民革命军的军衔设置问题了。
看一支军队的军衔设置的是不是合理，我认为关键看两点，一个是与世界惯例是不是大体相当，因为这关系到与外军的联络交往。相差太悬殊了，势必会造成尴尬。
另一个则是看军衔的等级设置与部队层次结构对应的是否相当。一般来说，部队的层次结构少，军衔的等级设置也可相应地少一些，而如果部队的层次结构繁多，则军衔的等级设置也应该多一些。或者换一句话说，“阶”与“级”的对应不能突破“一阶两级，一级两阶”这个铁律，突破了，就是不成功的。从这点上看，那么自有军衔以来，恐怕没有哪一支军队比二战时期的苏联红军和国民革命军更糟糕的了。
**的军衔基本是在北洋陆军军衔的基础上稍加改动后沿袭下来的。北洋时期军衔的设置是对应当时北洋陆军的情况，是合理的，可到了国民政府时期，情况变化了，它就不合理了。
自抗战开始以后，**的指挥层次叠床驾屋，师早已不是编遣会议时所设想的平时最高编制单位，而在其上又有了军，军之上又有了集团军，集团军之上又有了战区。师以上的指挥机构叠加了这么多，上将一衔（含特级、一级、二级）所对应的仍然是极少数中枢大员和封疆大吏，校尉官所对应的也仍然是团以下各级，少将所对应的主要仍是旅长一级，那么中将一衔所要对应的跨度就实在太大了。师长是中将，军长是中将，集团军总司令是中将，少数的战区司令长官和少数的独立旅长也是中将，跨了三到五级之多，这显然极不合理。曾有一次，好象是范汉杰陪同胡宗南到白海风的部队检阅，三个黄埔同学站在阅兵台上，一个是战区司令长官，一个是集团军总司令，一个是师长，但军衔却同为中将。还幸亏没有哪个军长一同检阅，不然的话，就是四个中将了。
今天的公安系统中，除警监以上高级警衔外，人们对于警督警司的警衔，是十分淡漠的。一个一级警督，当他需要着警服执勤而自己的警服又不在而临时借一套三级警司的警服穿上时，绝对不会有哪个人会感觉吃惊而过问一句，为什么呢？因为它除了那微不足道的警衔工资外说明不了什么。当你看到一个三督和一个一督走在一起，往往那三督可能是公安局长而那一督可能仅仅是派出所的副所长或者只是那局长的司机。在当时的，当你看到两个中将在一起时，往往有可能一个是集团军总司令而另一个仅仅是个旅长或是个挂名领干薪吃闲饭的高参。当一个军衔已经无法有效地区分对应“阶”与“级”的关系，无法有效地说明人们最敏感的问题时，它必然会造成贬值，从而大大降低人们对它的关注程度。我想，少将这两级军衔管理如此的混乱，是不是也有这个原因呢？
不知这么推测是不是正确，请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