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说谎言要是重复了一百遍，就能让人相信那是真的。联想到今天民国时期历史题材影视作品的以讹传讹，以及网络上的人云亦云，以及地滩“纪实”作品中的无中生有，于是还真得承认，历史上本来不是这么回事的事，说的人多了，也便让人认为就真的是这么回事了。
一些反映民国时期军旅战争的影视和“纪实”作品越来越多起来，与之成正比的，是喜爱这类题材的者和观众也多起来。然而，更多的历史爱好者或一般的观众，更愿意坐在自家沙发上从电视上了解和欣赏历史。这是应该的享受，现代化的传媒给我们提供了这么优越的条件，我们理当享用它，你总不能要求所有人都象我等这帮发烧友一样没事就带着两个面包外加一瓶矿泉水一整天一整天地坐在冷清的档案馆里去翻那些堆了许多灰的原始档案吧。但遗憾的是，许多有意或无意地担负着给大众传播历史知识的写手、编导们，也不愿意穿越时空到历史的层面去调查走访，不愿意去花精力翻查那些尘封着的原始档案，他们创作的素材更多的也主要来自地滩“纪实”与前人所拍的影视作品，再加上自己想当然的臆造，于是，一部新编历史剧便诞生了。当然，还有一个不可否认的，是编导与写手们对大众市场的评估，观众喜欢怎么看就怎么拍、者喜欢怎么看就怎么写。于是这样产生出来的新作，便越来越歪，越来越背离真正的历史。
在这一类作品中，最不好的倾向，是以今天的善恶美丑标准或全凭个人好恶去改造古人，强迫古人跟着今天的人们赶时髦，结果弄的是驴唇不对马嘴。
美与丑，时髦与俗套，在不同的年代，是可能会产生截然不同乃至完全相反的标准的。比如明清时期盛行的三寸金莲，用当时人们的眼光对比今天我们的眼光，就发生完全颠倒的评判结果。但有些写手与编导，却不管这一套，用一句艺术要符合时代审美标准作托词，硬要安排古人按照今天的时尚追风。比如男女作风问题，这要是在七十年代以前，它绝对是一个最最遭人唾弃最最让人抬不起头来的问题，但在今天，它似乎已是一个男人成功与风光的标志，所以《狼毒花》一类的作品就用其对主人公大肆渲染；比如“同志们”与“弟兄们”的称呼，在民主革命时期，前者代表的是一种时尚，而后者代表的是俗套，但今天似乎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向，听腻了“同志们”的年青人似乎感觉“弟兄们”更有人情味，于是李云龙、谷子地等才会口口声声地高喊“弟兄们”；比如我军的指导员、政委等政工干部，在坚持党指挥枪这一原则的战争年代，是比同级军事干部更红更牛的角色，而在经历了极左浩劫以后的今天，人们似乎对政工干部产生了某种抵触，因而影视中的政工干部要么被回避掉，要么被描写成只会卖狗皮膏药的政客，要么被表现为同级军事干部的附属。
各个不同时期用不同军队派系所用的枪械、军装、称谓等非主题的元素，在今天的影视与“纪实”中，就更是可以随便扭曲肆意强*奸的重灾区，不仅商业片戏说片如此，就连中央台黄金档热播的主旋律，就连列为重点工程的大片，也一片狼籍，令人惨不忍睹。不信你看吧，《长征》这样的史诗片中能让三十年代的红军使用五十年代的枪械；《大决战》这样的重点工程片中能让国民党军穿上压根也没穿过的美英式军服；《西安事变》这样热播的电视剧中能让当年作为贬意的“少帅”变成美称……真正让人无语了。
那些“纪实”写手和那些时髦导演们，或看重了票房市场的厚利，或拘于史学功底的浅薄，那么他们借着一句艺术是可以虚构的这样一个万能档箭牌如此戏说臆造也就罢了，可一些貌似严谨的“主旋律”也有这样的倾向，也跟着他们一起起哄叫好，就愈来愈加重了这种以讹传讹的恶果，就不能不说是对历史的亵渎了。
诚然，艺术总要虚构，总要顾及当代人对美的欣赏视角，但这虚构是要有个框框的，突破了这个框框，就不是能够允许的了。象我上面举的例子，显然已经远远超越了艺术虚构的原则。
历史可能并不浪漫，它有许多让我们遗憾的东西，有许多是我们不喜欢的东西。比如**军队战争年代政委说了算的问题，比如**历史上左的言论与行为问题，比如以农民为主体的解放军官兵的审美情趣问题，这些可能都是今天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年青人所不喜欢的。但历史已经发生了，它就是那么回事，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它不会因我们的好恶而改变；不管它合理不合理，应该不应该，对也好，错也好，它已经发生了，它只能告诉我们以后如何去借鉴，而我们却无权去更改已经发生了的历史。
我曾向一些编导演提出过一些人物身份语言等方面的失实和不妥之处，可人家更是理直气壮：您说的也许对，可我们得考虑多数观众的欣赏习惯，或者说的**一点，我们得考虑票房呀，剧组这么多人就等着这个吃饭呢。人家都这么说了，那我就更不好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了。
不能不承认的是，尽管这一类喜欢戏说和臆造的创作者在面对批评时总要说一句“我这只是一部艺术作品，没要求大众把它当正史”，尽管多数的大众也没能从显意识中认识到这样在随随便便的欣赏之中所产生的潜移默化的教育意义，但它实际所产生的影响与效果，却是相当严重的，这就不能不令人担忧了。
因为这个担忧，便常想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才能用最简单最让人愿意接受的方式纠正这些被误的历史，还原历史真相。想来想去，于是就有了下面的一些文字。也许很粗浅，也许都是一些非主题的旁枝末节，但绝对没有半点虚构；不敢奢望能讨人喜欢，不敢奢望能起到多大作用，只想尽一点责任，尽一点历史爱好者的良心。
称兄道弟的荒唐
记不得是哪部电影了，好象是《开国大典》吧，片中杜聿明与傅作义在北京会面，傅称杜“光亭兄”，而杜也称傅“宜生兄”，此称对于二人来说甚是荒唐；另有一部记不起名字的电视剧中则有一镜头，是张治中与戴笠并肩而行，戴竟然对张称“文白兄”，简直就是胡说八道了。
国民政府时期，与当时社会习俗一样，同辈将领之间在社交和书信中往往称兄道弟，即在称呼对方时，在其字或号之后加“兄”字，以示尊重，而并不考虑双方的年龄大小。从一些**将领的来往信件、日记和回忆录中，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点。如称何应钦“敬之兄”，称白崇禧“健生兄”等，但使用这种称呼有个条件，即对方一定得是自己的同辈或比自己辈份稍低一些的军人，对于辈份高于自己的军人或者直接的长官，就不能使用这种称呼了。这在半封建的旧中国和注重论资排辈的，是丝毫也不能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