俊义深知赵宋皇室以及他们所心仪的重臣的德性，虽出世的荆公后人力挽狂澜，但他们必不能善用之。这不是偏见，而是透彻到痛彻心扉的了解，中国自古这种君王和朝廷重臣都是主流。卢俊义来到这个时代，做为朝廷的反对派，做为那些人眼中的反贼，他有了充分的言论自由。卢俊义从十年前就开始在皇宫、枢密院等各个机要处安插了卧底特工，所以赵宋朝廷的一言一行都尽在卢俊义的监控之下。等靖康之耻被卢俊义洗涮后，卢俊义就会将赵宋朝廷在这场汉民族生死攸关时的表现一五一十地通过各种途径通告天下，让所有的汉民都清楚地知道领导他们的赵宋政权究竟堕落自残怯懦到何种地步，让天下所有人都清楚地知道赵宋皇室再也不配领导整个中国，如同其他朝代那些牺牲本国国民利益献媚于异族求得统治万年清的政权都不配领导中国。
卢俊义对赵宋朝廷的预料，在以后的展中，不禁不过分，反而显得有些宽容了。
完颜宗望的进攻虽然很凌厉，但在王棣领导军民的顽强死守下，并没有占到多大的便宜。况且，由于粘罕的西路军被阻于太原坚城之下，东路金军是孤军深入。此外，在东京城内守城的宋军在数量上已远远多于十万金军，宋军中的精锐西北前线的军队以及其他各路勤王的军队也66续续赶来。在这种形势下，只要宋朝的君臣团结协作、同仇敌忾，是完全有机会打败金军的，至少是可以先在东京坚守，慢慢把金军的锐气耗尽，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但是，赵桓懦弱的性格以及鼠目寸光的眼界，断送了打败金军的机会。宋朝地大臣们从金国灭亡辽国的战斗中领略了金军摧枯拉朽的战斗力，也是畏敌如虎。赵桓不相信宋军可以打败金军，源源不断到来的勤王军队只是增加了他求和的资本。
这不禁让卢俊义想起抗战初期国民政府中抗战与投降的斗争。“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在庐山表了谈话，基本坚定了守土抗战的决心。但是，国民党副主席汪精卫则与陈公博、周佛海、高宗武、陶希圣等人公开宣传“抗战必亡”的投降主义论调，认为中国根本不能承受日本地打击，甚至致民族大义于不顾，投靠了日本侵略者，做了可耻的汉奸。
赵桓和他的走狗们看问题的出点和汪精卫等人是一样的，只看到了敌人地兵强马壮，看不到自己一方的同仇敌忾可以产生巨大的力量。另外，赵桓还有一个不可告人地目的就是保住皇位，如果自己被打跑了，说准赵就会另立一个儿子，还不如先跟金军谈判，哪怕是割地赔款，先把皇位保住再说。在这个可耻的观念下，在东京保卫战初期，赵桓就接受投降派的代表人物李邦彦地建议，派人去金营谈判求和。
在金营，完颜宗望也陷入了苦恼之中。西路军困于太原的城下不能来东京和东路军会合，同时宋朝的军队不断地来勤王，短期之内解决问题是不可能的了。如果进入旷日持久的战争，对于后方远在东北的金军来说困难太大了。正好这时不争气地赵桓派人前来讲和，便顺水推舟派使者进东京城与宋朝谈判。完颜宗望觉得宋朝的君臣软弱可欺，并且很不团结，可以利用他们地弱点获得更大的利益，所以他提出甚为苛刻地条件：黄河以北的土地都要割让给金国，并且还要宋朝赔偿给金国这次南侵地军费，宋朝必须派遣全权的大臣去金营谈判。
面对这个困局，赵桓顾左右大臣：“哪位爱卿愿意到金营谈判？”白时中、李邦彦、张邦昌之流，鸦雀无声，装作耳聋。关键时刻，王再一次挺身而出，自告奋勇要求去金营谈判议和，但是赵桓不同意，他怕王棣性格刚直，会在金营和宗望据理力争，这样会把他和谈的大计给耽误了，软弱的赵桓一心只想用屈辱的条款去换来可耻的偏安。权衡再三，赵桓决定派出枢密副使李前往金营。
结果，比赵桓性格更加软弱的李见到金兵后，吓得说不出话来，从营门开始就只知道磕头，跪在地上用膝盖拖行进了谈判的帐房，这样的姿态，去谈判的效果可想而知。完颜宗望理都没有理李的苦苦哀求，直接提出金国议和的条件：一次性给黄金五百万两，白银五千万两，绢一百万匹；宋朝割让太原府、中山府、河间府的土地，并且要求选择一个赵的儿子和一个宰相级的官员作为人质，而且还要求宋朝的皇帝尊金国的皇帝为伯父，也就是无论年龄差距有多大，宋朝的皇帝就
国皇
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