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当时陈玉成没有头脑发昏，而是采取了攻心战术，他集中附近的满人旗户在城下喊话，同时积极派出使者与城内满人进行谈判，表示不会滥杀无辜，这样才将一场祸事消弭于无形。后来太平军进入成都之后，果然没有再迫害满人，只对罪大恶极的满人以刑罚审判，这个做法为陈玉成部今后席卷西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排满的做法还导致了另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排满思潮背后潜伏着国家解体的巨大危机，所谓“驱除鞑虏”，既非赶尽杀绝之仇，也非共同融合之意，而是要将“异族”赶回原居住地，以达恢复中国，光复汉室之目的。也就是说，当年太平天国起义之初发布的口号中提出的主旨思想，其剑锋未必需要指向广大的少数民族聚居区，新的中华更不一定包含东北、内外蒙古、新疆、西藏等广袤国土。这就是所谓的“驱逐鞑虏、回复中华”的建国思想所包含之意旨，更是象征着光复汉族十八省的巨大隐喻。试想，如果四分之三的国土都被太平天国排除在中国之外，分离主义大潮一旦如洪水猛兽般袭来，国家的分裂与民族的危亡恐怕在所难免。
在太平天国起义成功在即，推翻清王朝政权以后，太平天国上下都将成为新中华国的建设者。角色的转换使得太平天国需要迅速抛弃原本的起义路线，对于充满破坏性的排外思潮和狭隘民族观就需要更为消极的抵制。耐人寻味的是，这一转变太平天国主要领导阶层在民族主张上的回头具有高度的同一性。取而代之的是，“五族共和共荣”的主张迅速在太平天国内部发迹。于是，才有了这篇檄文的诞生，这标志着太平天国的军事斗争从起初的反抗满清暴政转变为维护国家统一的道路上来了。
然而，这一转变仅仅是太平天国上层内部的主观转变，它是否足以保证国内各民族不计前嫌，忘却刚刚发生的民族惨剧甚至上千年的芥蒂与隔阂，相信太平天国宣传的“五族共和共荣”的价值推销，紧密团结在“中华民族”与“中华太平天国”的旗帜周围，自觉摒弃分离主义的倾向呢？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即便后世新中国实行民族团结政策已经数十年，民族问题依然可谓“兹事体大”，牵动着举国民众的神经;放在这个时空的格局之内，五族共和局面的到来恐怕不仅仅是太平天国高层的简单思想转变就能轻易实现的。因此，太平天国高层“五族共和共荣”理念的提出是真正实现五族共和共荣的必要不充分条件，是关键内因。同时，五族共和共荣的真正实现，需要结合强有力的外因的作用方可促成。
而这个强有力的外因合适之处莫过于外来入侵，在面对外来入侵的前提下，太平天国强大的武力能够保证来自西北俄国向新疆、蒙古等地武力渗透的时候，能够站出来帮助这些地方的各族军民保全国家的领土完整。
在此之前，俄国一直没有放弃过对新疆、蒙古等地的渗透，平时通过边界贸易，以不平等的价值兑换来剥削新疆、蒙古等地的百姓。在蒙古、新疆等地与俄国互开的边市之内，一盒俄国人制造的劣质火柴居然能够换到一头牛或者两只羊，这种暴利且非常不公平的贸易仅仅只是一个缩影而已，一旦太平天国能够深入这些地方，大量廉价的苏浙工商产品一定能获得这些地方百姓的青睐。而新疆、蒙古等地的丰富的矿产、农牧业资源也是国内需要的。
俄国人一旦渗入这些地方，他们只会将这里看成是廉价的资源获取地和产品倾销地，不甘心被俄国人奴役的这些地方民众一定会倒向太平天国。
所以，不论如何，太平天国高层首先必须提出五族共和共荣这个口号，占领道义上的制高点，首先从法理上继承和延续满清对上述地方的主权，然后才能慢慢的通过伤痛的弥合与统一的维系，在时间的长河中将各民族融合起来。这篇檄文的意义不止于北伐战争，它还延伸了日后全国的领土主权和民族融合的各个层面。
西王发布了檄文之后，在情理上还需要一个正统的延续，最好的情况莫过于满清皇帝主动宣布退位让国，这样新疆、蒙古、西藏这些满清原来就进行过统治的地方在将来并入太平天国版图就更加顺理成章了。
但要满清主动做这些事几乎是不可能的，现阶段还需要进行军事打击，于是，檄文发布之后的第三天上，京郊太平军得到了充足的物资和兵力补充之后，主动发起了扫平京郊清军的军事行动……(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