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米士”号在顺泰码头靠岸，远东舰队提督何伯（JamesHope）上校陪同文翰一起下船。顺泰码头距英国驻上海领事馆不远，领事阿礼国(Ruther
FordAlok)正在码头上候着。文翰勋爵一下船，他就毕恭毕敬陪他登上一辆双轮皮篷马车，马车装饰极为豪华，黑漆车辕黄铜挡泥板擦得锃亮，车篷顶上插了一面英国小旗，头戴大缠头的印度马夫坐在高高的驭座上“噢呀”地叫着，鞭子甩得“啪啪”响，两匹白鼻栗色大洋马牵着车子“笃笃”快跑，胶皮轮子在石板道上压出“辘辘”的滚动声。
文翰勋爵四十七岁，长着一颗典型的撒克逊长颅，金发赪颜，高鼻深目，下巴上蓄着浓密的胡须，冷峻的眼神中带有几分忧郁。阿礼国头戴黑呢大礼帽，帽沿下露出一缕亚麻色的头发，眼珠逞浅灰色，嘴角上挂出一丝难以形容的微笑。
阿礼国告诉文翰，中国叛军攻克江宁后，镇江、瓜州相继落入叛军手中，而且据满清政府提供的一些情报，叛军还在大规模向东面集结兵力，目标很可能是杭州、苏州等地，甚至是上海。为此上海绅民和清军人心惶惶风声鹤唳，租界内的英商和侨眷们悬揣不安，谁都不知道叛军何时进攻上海，更不知道叛军会不会遵守大英帝国与清政府签订的《江宁条约》。文翰有点儿吃惊，他没想到局势变化得如此迅速，决定一到领事馆就召开局势分析会。
领事馆是一栋维多利亚风格的三层洋楼，花岗岩打底大石条彻墙，半圆型穹顶上飘着一面红底蓝道“米”字旗。透过会议厅明亮的南窗可以俯瞰黄浦江，大小洋轮和中国民船如梭子似的在江面穿行，不时可以听到江面上的船钟声和牵夫水脚沉闷划一的号子声，透过右窗可以看到蜿蜒流淌的苏州河，简陋龌龊的乌篷船小爬虫似的挤在两侧，只在中央留出一条狭窄的水道，被中国官府称之为“船户”的渔民世世代代吃住在乌篷船上，河道里的污水垃圾顺流而下，汇入黄浦江，随着潮涨潮落漂入大海。
苏州河对岸是上海县城，那是明朝嘉靖三十二年（1553）建造的，距今已整整三百年，远看乌乌压压近看斑驳陆离，被风雨硝蚀的城墙上长着一丛一簇的荒草，雉碟后架着数十门笨重的清军大铁炮。
文翰下了马车，进了领事馆会议厅，他脱下黑呢大氅，递给在旁边侍候的印度侍者，转身坐在一张维多利亚式的狮爪沙发上。他从口袋里掏出一盒雪茄，递给阿礼国一支，自己叼起另一支，阿礼国替他点燃。
文翰深深吸了两口，缓缓说道：“我接到了你的报告，上海道吴健彰想雇用我国兵轮协防长江，阻止叛军进攻上海，但是，在我们弄清叛军的根底前，皇家海军不能介入中国内战。”吴健彰的官衔是苏松太道，管着苏州、松江、太仓三府十一县，上海是淞江府的下辖县，但英国人嫌“苏松太道”拗口，总是称他“上海道”。
何伯上校哼了一声道：“雇用我国兵轮协防上海，应当由中国皇帝派秉权大臣与公使协商，怎能由一个小小上海道台出面？这是外交上对大英帝国的蔑视，绝对不能容忍。”何伯三十多岁，中等身量，浓重的海狮胡须梳得一丝不苟，他穿着一身笔挺的蓝色斜纹布海军服，皮带左侧挂着一柄短剑，剑柄嵌着一颗翠森森的绿宝石，一派典型的英国海军作风。
阿礼国忍不住笑道：“何伯上校，大清皇帝还没有学会怎样与文明国家交往，总是让地方官与所谓的‘洋夷’打交道。吴健彰与我打交道时经常闪烁其辞，我有时弄不清楚他究竟代表谁，代表朝廷还是代表本地政府，或者仅代表他个人。”
文翰沉吟片刻后问道：“阿礼国先生，你对太平天国了解多少？”
“公使阁下，中国的这场大规模内战打了两年，满清政府从来不发布任何的官方消息。我至今还不知道谁是太平天国的首领。不过有趣的一点是，从满清政府公布的悬赏名单上看来，他们的首领似乎是一个叫萧朝贵的人，因为他的赏格最高，比什么韦政，什么杨秀清，什么洪秀全都要高。其余的情报就是香港《中国之友》（TheFriendoChina）报上的文章，里面全是根据中国商人、逃难百姓传言和在华传教士的信函撰写的，道听途说，经手转译，以讹传讹，令人难以采信。有人说太平军是杀人放火的强盗，有人说是改信基督教的叛军，还有人说是一股势力强大的民间帮会，总之说什么的都有。满清政府不允许我们深入内地，我和领事馆全体人员一直呆在上海，只能雾里看花，无法评估这只突然崛起的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