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提出的“班科”计算方法当然是不能接受的，世界大战前的大英帝国还勉强算是世界霸主，虽然真正的强国都不鸟英国，但是人家的“规模优势”还是有的，印度没有独立出去，南洋的殖民地也还在，整个大英帝国的进出口贸易占全球进出口贸易的份额高达30%！如果按照这个比例分配基础“班科”，中美德怎么可能答应？
不过常瑞青知道，凯恩斯的这个“国际清算同盟”还有“世界货币”的思路还是对的！后世的美元霸权实在不是一种良性的国际货币体系，不仅给了美国滥发纸币掠夺世界财富的权力，还造成某些国家刻意压低本国货币汇率以增强本国商品竞争力的“竞争性货币贬值”，而且货币的贬值升值又成为某些国家的统治集团操纵国际资本流动，制造经济泡沫以聚敛财富的手段。如果从合理性和公平性而言，完全由美国一国控制的美元霸权还真的不如由世界主要强国共同掌握“世界货币”体系。
而战后的大中华联邦的国情也同后世的中国不同，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大的两个赢家之一，未来的联邦并不需要从国际上面进口能源、矿石和粮食，这些东西联邦都可以自给自足，所以联邦根本没有必要去谋求巨额贸易顺差——用自己的资源、环境还有劳动力去交换美国的擦屁股纸是毫无意义的。如果再让中央银行用超发货币购入几乎所有流入的美元以压低华元汇率然后再睁着眼睛说自己没有操纵汇率就更加扯淡了，除了造成国内资产泡沫膨胀和通货膨胀真是没有一点好处。至于刺激就业什么的，呃，如果把用中国的资源、环境和劳动力为代价生产出来的产品“送”给美国作为刺激就业的办法，那为什么不直接把产品扔进太平洋呢？这样至少不会造成国内的流动性过剩，或者是没有了制造国内流动性过剩的借口……
所以现在的大中华联邦总理常瑞青压根就没有让他领导的国家去当什么世界工厂的想法，他是真心追求国际贸易和投资平衡的。因此凯恩斯提出的这种可以规避“竞争性货币贬值”和“滥发货币”的世界货币体系还是挺符合他的口味。而且比常瑞青原先设想的美元、马克、华元三极世界货币体系更加具有实行的可能性，操作起来也极为方便。
想到这里，常瑞青的脸上渐渐浮现出了笑容。站起身在会客厅里面来回走了几步后，停在悬挂着大幅世界地图的墙壁前，望着地图上面未来大中华联邦的辽阔版图，若有所思地道：“我们应该在原则上支持凯恩斯计划，绝不能让美元获得世界货币的地位！不过在如何分配班科份额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同意英国人的意见，战前的国际进出口情况毫无参考价值，因为战后世界同战前世界已经完全不同了。我们应该提出自己的意见，仲恺先生，你说呢？”
“总理。我的想法是班科分配方案应该综合考虑战后各国的领土面积、人口和国民生产总值，当然还有军事实力。”廖仲恺思索着道：“考虑面积和人口对咱们大中华联邦肯定是有利的，因为咱们的人口最多，领土面积也最大。英国人大约也是能接受的。他们现在的领土面积也不小，如果在战后接收三千万俄国人的话，人口也不算少。考虑国民生产总值则是兼顾了美国和德国的利益，当然在具体计算方法上面，或许可以偏重一下国民生产总值，在这方面我们其实也不算太少……”
“关键还是军事实力！”常瑞青冷冷一笑。打断道：“什么领土面积、人口数量、国民生产总值，这都是虚的，只有军事实力是最实在的！在班科分配上面，德国肯定是最大一份。我们应该排第二，美国佬第三，英国第四，意大利第五，法国第六，其他不入流的小国随便分一点就行了。”
汪精卫突然皱着眉头插话道：“这个班科分配方案似乎就是给我们还有德国凭空变出一大笔资本吧？那么咱们和美国达成的‘债务重组方案’还要实行吗？”
“当然要实行了，一码归一码嘛！”常瑞青笑了笑道：“咱们的华元是要和班科挂钩的，如果班科都流入了美国。华元的发行量不就要受到限制了？所以问美国人借钱是必须的。”
“可是美国人会答应吗？”
“当然会答应！”常瑞青笑了笑道：“其实这个做法对美国也是有好处的。他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顺差国，眼下已经拥有全世界黄金储备的75%，虽然在基础班科的分配上吃点亏。但是很快就可以通过国际贸易赚回来的。”
廖仲恺点头道：“美国人也只能答应，国际货币发行权的利益太大了，不是经济实力强大就能把这块肥肉吞下去的，没有枪杆子撑腰是不行的。但是光靠军事力量也没有办法强迫美国一再做出让步吧？如果咱们既要推行世界货币又要美国人大把购买咱们的公债，美国人恐怕不会答应吧？毕竟他们现在也有了核裂变炸弹，咱们和德国也不可能真的和美国打一仗……”
“当然不会真打，把美国打垮了可就是德国佬一统白人世界了，到时候咱们东亚黄种人可没好果子吃的！”常瑞青笑了笑道：“不是还有贸易和投资规则吗？或许咱们可以在这方面给美国人一点甜头，换取他们在世界货币体系方面的让步。”
“贸易和投资方面？总理，您的意思是……”廖仲恺有些发愣，常瑞青之前的态度好像是打算把美国资本和产品尽可能挡在国门外面的，现在怎么又准备在贸易和投资方面让步了呢？
常瑞青在屋子里面踱了几步，微微一笑道：“在贸易方面，我的观点一直是追求贸易平衡，不过这是大方向，不等于我们不能承受短期的贸易逆差，实际上我们在战前就承受了长达十几年的贸易逆差。在投资方面，我对外资并不持有排斥的态度，但是也不是特别欢迎。扶植我们自己的财团公司才是长久之计。”他顿了一下，又道：“过去咱们在贸易和投资领域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依靠黄金外汇管制和国家计委的指令进行调控。这一套办法用于战备时期和战争时期是非常有效的，可以将有限的资金用于和军工密切相关的项目，咱们打赢世界大战的最大原因就是这套国家社会主义的经济管理方法，但是这套办法并不适用于战后。”
国家社会主义的那一套办法，对于一个刚刚起步的经济体来说无疑是大补药，由政府主导，集中物力财力投向对增强国力或是发展经济最有帮助的产业，也许是重工业军事工业。也许是出口加工产业，也许是电子汽车产业。这个时空的德国（第二帝国、第三帝国）和大中华联邦，另一个时空的天朝还要亚洲三小龙（不包括香港，那个地方只盖超贵的房子就ok了）在经济发展起飞的阶段。用的都是国家社会主义的那一套管理经济的办法，当然招牌不一定是国家社会主义的。
但是这种政府主导，由政府指令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市场的做法一直实行下去是肯定不行的。一方面政府长期替代市场选择“赢家”的结果必然是同政客关系密切而不是真正有竞争力的企业脱颖而出；另一方面，在战前和战后，联邦政府的经济和工业发展目标非常明确，就是重工业加军工优先。但是到了战后政府又应该去重点扶植什么样的产业呢？虽然常瑞青在这方面还有金手指可以运用一下，但是他还是认为一个好的市场经济机制对大中华联邦经济的长远发展的促进作用，要远远大于几个金手指——市场的事情，最终还是应该交给市场自己去解决。而不是依靠一个自以为是万能的上帝一样的政府。
“可是总理，您在同霍普金斯先生的谈判中不是拒绝了开发市场和投资的要求……”廖仲恺一脸疑惑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