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投入现役的，绰号为“猎豹”的d型坦克歼击车的大功率柴油机所发出的巨大轰鸣声震动着大地，这种放大版的追猎者拥有45吨的战斗全重，装甲防护水平远远超过了之前名动一时的追猎者，还有一门52倍口径的88mm反坦克炮足以打爆这个时代最坚固的坦克，可以说是华军装甲部队里面用来一锤定音的利器。不过现在却有一种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觉。在得到了施剑飞和田宇晨的报告之后，郭松龄立即命令驻扎在前线的两个装甲掷弹兵师向苏军阵地发起进攻。可是当气势汹汹的几十辆d型坦克歼击车引领着几千名乘坐履带式装甲车前进的掷弹兵出现在苏军一线阵地前面的时候，却只有为数不多的苏联红军官兵在那里恭候，而且还在第一时间打着白旗，高举着双手走出阵地，每个人的眼光里面除了痛苦麻木，就是一种如释重负的情绪。
一次规模堪称是会战，但激烈程度连中等规模的战役都比不上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战役”就这样糊里糊涂拉开了序幕。
当战役开始的时候，驻守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一线的苏联红军，账面上是第56、第57、第59、第61、第63、第64等六个集团军以及一个要塞师。不过其中的第56集团军和第57集团军在4月1日的核爆炸中伤亡惨重，完全失去了战斗力，第64集团军则前后经历了两次核爆。虽然靠近核爆中心有一定的距离，但损失仍然是非常惨重的，那个要塞师则在第二次核爆中全军覆没。
不过余下的第59、第61、第63等三个集团军还大致完好。大部驻守在克拉斯八零后少林方丈一样密集的防御工事。包括反坦克壕沟、反坦克火力据点、防炮工事、雷区、铁丝网和鹿砦一应俱全。在稍微靠后一点的地方还部署了15个师级炮兵团阵地，拥有多达500余门各种口径的压制火炮。在几道步兵防线上面，还配置了数百门45mm和762mm反坦克炮，以及不计其数的机关枪、迫击炮和其他轻重武器。如果在两次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核爆炸之前，华军想要突破眼前这些绵密的防御工事。只怕要付出难以想象的代价。
不过现在，进攻的中国装甲掷弹兵们居然有一种长剑空利的感觉，除了在突破苏军第一道防线前的雷区遇到一点小麻烦以为。后面的攻势只能用势如破竹形容。短短一个上午就接连突破了三道防线，行尸走肉一般的苏军战俘排着队在少量国防军官兵的押送下走向战场东面临时设立的战俘营，缴获的武器弹药已经堆积如山，对于其中最廉价的莫辛纳甘步枪。国防军官兵都懒得搬运。干脆就用装甲车的履带把它们压碎了事。
在华军发动进攻之前，苏军的指挥系统看来已经完全瘫痪了，大规模有组织的抵抗几乎没有发生过。他们的步兵同后方的炮兵似乎也没有任何协同，苏军炮群要么一弹不发，要么就胡乱打炮，有时候甚至把炮弹打进他们自己人的阵地里面。布置在前线反坦克据点里面的45mm和762mm反坦克炮也几乎没有发挥过多少威力。在有的地段这些对苏联红军来说算是非常宝贵的武器被直接丢弃，而在另一些地段，还是有人向隆隆碾压过来的d型坦克歼击车发射炮弹。不过看到他们打出的45mm和762mm穿甲弹，都无法击穿d型坦克歼击车正面呈55度角布置的80mm装甲钢板后。就干净利落的举手投降了。
而且和以往中苏两军对决的战场上所发生的情况不同，不仅普通的红军士兵在大规模投降，就连身为gcd员的军官和政工干部们也都没有丝毫死战的决心，到当天下午攻击部队突击到距离核爆炸中心区域不到5公里的“警戒线”前为止，被俘的红军官兵总数已经高达七万到八万之间，包括十九个上校团长、团政委，四十多个中校营长（此时苏军已经取消了营教导员和连指导员），还有数以千计的连长、排长。甚至还有许多戴着蓝帽子的政治保卫人员也当了俘虏，这些政治保卫人员都精神崩溃了，他们难以接受苏联将要灭亡的现实，但是又没有自杀的勇气，更加害怕在苏联gcd崩溃后遭到清算，唯一的活路大概就是投降中国人了，尽管他们人人都知道这样的行为违反了苏联《刑法典》56条，是背叛祖国，但那又如何呢？苏联都要没有了，还有什么《刑法典》56条？
而在更后方的地方，几个集团军的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们，面对自己部下的崩溃，同样表现出了惊人的麻木，似乎那都是理所当然的。谁也没有去试图挽回这个必败的局面，都非常认命地接受了这样的结果。他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逃亡，并不是向几百公里外的克麦罗沃逃跑，而是带着少量亲信就近钻进了西伯利亚的密林。美其名曰：“打游击”，实际上就是为了逃避来自己方面军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严惩，同时也为了躲开中国人的核裂变炸弹。虽然距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20多公里的红军第55集团军，还有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东北十几公里的红军第65集团军，还有部署在叶尼塞河西岸十几公里外的第56集团军和第57集团军还有第64集团军残部等部队都及时向西退却，避免了全军覆没的结果，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苏联红军东方面军已经彻底失去战斗力了！
而这一场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战役不管在当时，还是在后来的日子里。都成为了中美德英等国的军事专家重点研究的对象。出版的文章书籍连篇累牍，后世的军事历史研究者们都一致认为，这场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战役很明显是靠两次核炸弹袭击赢得的。是核武器第一次被运用于实战。这场战役不仅证明了核武器的爆炸威力，而且让世界上所有的军事家们都清楚认识到了核武器在实战中的巨大价值，也彻底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
“……这次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战役的地面战斗几乎不值一提，只持续了不到一个白天，战斗也不激烈，甚至呈现了一边倒的局面。但是战果却令人乍舌，整个苏联东方面军的主力。多达30余万大军，还拥有坚固的防御工事，竟然在华军并不猛烈的攻势中完全崩溃。很显然这样的战果并不能算作是华军地面部队取得的。而是之前两次核炸弹攻击所取得的。
这样的效果让当时中国和德国的军事家们看到了核裂变炸弹的战术作用，虽然这件武器更像是战略性武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它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战役中发挥了巨大的战术作用——在杀死大约十五万苏联红军官兵后，将剩余的数十万人完全吓倒了。用拿破仑的话来说：‘战争的目的就是恐吓对手。让他服从你的意志。’核裂变炸弹的战术效用显然就在恐吓对手。虽然用两名核裂变炸弹炸死十几万人的战果看起来不算太大，但是这样的战果却是建立在己方的损失微乎其微的基础之上。换句话说，就是中国人可以用核裂变炸弹杀死几万甚至是十几万苏联人，而自己毫无损失。
如果用个更加形象的比喻，使用核裂变炸弹的中**队同没有核裂变炸弹的苏联红军之间的差距，就好象当年装备着机枪大炮的西方殖民者的军队，同只有大刀长矛的中国义和团之间的差距。很难想象当年的中国义和团能够在武器先进的八国联军面前一直保持高昂的斗志，因为他们的斗志再高昂。也不可能用血肉之躯战胜敌人的枪炮，他们是在打一场必败的战争。作为必败一方通常是不会有任何斗志的。
当然，在后世研究历史的人都知道，当时中国和德国人手中并没有多少核裂变炸弹。中国人手里面的钚-9大概可以组装3到4枚核炸弹，而他们的铀-5可以组装20到30枚核炸弹，不过利用铀-5为核炸弹装药还有一些技术上面的小问题，需要两三个月才能解决。也就是说，在1936年4月份的时候，中国人可以用于实战的核炸弹只有4枚，而他们居然将其中的两枚用于同一个地点！这个不知道是有心还是无意的举动，的确让苏联红军上下都做出了误判，他们认为中国国防军手中拥有数百枚核炸弹，而德国手中的核炸弹更多！虽然大部分的红军中下层官兵和苏联人民并不知道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所发生的惨剧，但是苏联gcd和红军的高层却首先被吓倒了。
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战役开始，原本在军事指挥艺术上表现的近乎完美的红军高级指挥员们，就开始大失水准起来了。很显然，“像雨点一样落下来的核裂变炸弹”成了他们需要首先考虑的问题——不能让部队过于集中，不能把部队摆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或工业重镇当中，不能指望什么要塞能阻挡敌人进军的脚步等等的，都成了苏军高级将领们用兵打仗的铁律。可是，过分分散的兵力根本不足以构建起真正坚固的防线，而要发动一场反攻则必须大量集中兵力，在大城市周围集结重兵又是阻挡德军和华军机械化集群的最佳手段。在这些战术都不再采取之后，那些苏联红军的高级将领们，其实已经没有任何有效的方法推迟苏联灭亡的时间了。
因此，我们可以非常确定的做出这样的判断。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战役是核子战争时代的开始，在这场战役之后，核武器已经变成了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而没有核子武器的苏联红军，便不可避免走向失败了。而为我们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实际上就是核武器！”
——以上摘自中国战略空军的两任司令官，施剑飞元帅和田宇晨元帅合著的《核子战争的时代》。
……
“总理。好消息，好消息，西伯利亚方面军的捷报。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现在已经被我军攻占了！”赵振手里捏着一张电报纸就冲进常瑞青的办公室了，嘴巴笑得都快合不拢了，看见常大总理也不敬礼，上来就是报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