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吴惟贤反对戚家军自耕自种是站得住脚的，他虽然不知道甚么叫“三提五统”和“农民工进城”，但是九边军户的逃亡史已经向他证明了，在国有土地上的个人劳动回报率是极低的，个人劳动成果是要被集中剥夺的，人口流动和私有化进程是不可更改的。
由此可见，假设历史上的戚家军能挺过蓟州之变和浑河血战，小鞑子努尔哈齐在八旗挺进辽沈后宣传汉人和女真人“粮食同吃，分田耕种”的政治口号是绝对迷惑不了人的，倘或国有集体下的平均主义能行得通，那就根本没有戚家军的建立了。
朴素的浙江乡民吴惟贤用他朴实而有力的小农智慧继续道，
“世宗皇帝在的时候，宁夏那儿降了个蒙古人哱拜，听说他原本是蒙古鞑靼部的一个小酋长，不幸得罪了他的部长，父兄都被杀了，这才率领部众归降宁夏官军。”
“后来他屡立战功，朝廷便授予他宁夏卫都指挥使的世职，据闻他在宁夏站稳脚跟之后，手下即豢养了一支‘苍头军’，可以说这个蒙古人哱拜自耕自种的主动意愿是最强的，但是哱拜还是接受了朝廷的封赏薪银，放弃了自力更生耕种屯田，这是为甚么呢？因为他要表达归顺之意嘛。”
“同样的道理，即便南兵的每一个人都能做到大公无私，在不属于自己的公田上为了一口吃的卖力耕种，假设产粮颇丰，那朝中定会有人疑心，为何九边之中，唯有南兵能做到自给自足？这其中是不是有甚么不足为外人道的猫腻？”
“即使朝廷没有这样的疑心，九边其他边将心里也不会觉得舒坦，南兵两万多人才来了不到二十年，就把前边两百多年的军户逃亡全给否定了，这不就是在变相地说他们御下无能？皇上要是知道了，一高兴不明就里地就下诏要求重新恢复祖制军屯，那这军饷不是更得无限制地拖欠下去了吗？”
“所以北方人和蒙古人一点也不懒，更不是甚么蠢或者不聪明，他们只是想在朝廷定下的规章之内用最省力的办法获得最大限度的好处，前几个月我读邸报，见到上头说皇上下令命云南巡抚李材在边地试种番薯，戴罪立功，我就想说啊，就九边屯田这种情况，朝廷推广甚么都没用，除非那番薯是把种子丢地里就能自动长出粮食的神物，否则大家还是靠商屯和民屯开荒，靠朝廷拨下来的京运年例银吃饭。”
陈蚕闻言叹道，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只是……说到底还是科举太难，商人们可以靠盘根错节的家族乡里供几个读书人去朝廷里做官、专替他们说话，咱们南兵就不行，这么多年真正做成文官的就一个叶子中，结果现在他儿子还是照样从军。”
吴惟贤却笑道，
“不是咱们南兵不行，是这天底下的读书种子本来就少，再说当兵的除了为钱，就是为了世袭封爵，希望自己儿子可以承袭世职，或是被朝廷封个荫官，读书科举和在九边当兵在大明本就不能兼顾，何况朝廷又那么提防着武将。”
陈蚕口中的“叶子中”即是“戚家军”前后两万多人中唯一一位经由军功步入文官仕途的将领叶大正，最高才做到正六品的延平府通判。
但即使是一个文官中的正六品，叶大正被朝廷录用时还有一个戚家军绝大多数普通士兵都做不到的前提，那就是叶大正在投笔从戎之前就是国子监监生，他是先当了监生再立军功，这才有了由军功转文仕的机会。
而按照戚继光当年在南直隶遴选士兵的方法，像叶大正这样在科举系统内本来就有补选文官资格的南兵将领在戚家军中是少之又少。
这也就是为甚么在张居正倒台、戚继光去世后，戚家军在朝中的代言人竟然就此绝了迹，即使粮饷不继，陈蚕和吴惟贤也很难在朝中找到一位愿意替南兵发声的文官，毕竟朝廷本来就不鼓励这样的人坐上高位。
不过即使陈蚕和吴惟贤这两位戚家军南将发现了这样的问题，他们对让自己儿子读书科举成为文官这样的事其实也并不大热衷。
因为大明有官阶的实授武职通常是可以世袭的，不但公、侯、伯多数可以世袭，连卫所指挥使以下的武官都可以世袭，只有五军都督府的都督、都指挥使，需要军功升任。
所以一般像陈蚕和吴惟贤这样有品秩的武官都不会想着要儿子去科举，毕竟戚家军中唯一转升文官的叶大正的儿子最后也是靠武官世职得了一个临山卫指挥佥事的位置，既然大明的武官世袭已经如常运作了两百多年，又何必舍近求远呢？
在这种背景下，陈蚕和吴惟贤对于“将二代”李如柏的态度才显得相当包容，事实上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戚家军与世袭北地边将的矛盾并没有那么突出，即使有矛盾存在，基本上也不是因为世袭。
大明的武官人人都是世袭得来的职务，连戚继光也是靠世袭才能获得武将官职大展宏图，反正人人都世袭，等于人人不世袭，既然自己不是将二代就要努力成为将一代，陈蚕和吴惟贤就是抱着这种想法看待转迁文官的问题的。
假设穿越者朱翊钧没有出现，那么历史最终也证明了，自叶大正之后，戚家军中确实再也没有出现过第二个经由军功步入文仕的将领。
“俗话说得好，解铃还须系铃人。”
沉默良久之后，吴惟贤又开口了，
“我看这饷银发不下来，归根结底还是皇上改革了马政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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