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我其实在第二卷第三十五章的本章说里已经回复过一位读者大大了。
但是还是看到有读者大大不断在评论区提出这个问题，因此特意开一个单章解释一下。
因为这个历史细节完全是可以通过罗列史料考据出来的，所以我就不在收费章节里贴史料水字数了。
首先，我必须再次申明一个历史事实，就是最后【直接】逼得崇祯皇帝上吊的那个群体，确实就是宦官太监。
虽然崇祯上位以后第一个铲除的就是阉党，但是到了崇祯十七年闯军围城时，崇祯皇帝已经对文官集团和勋贵集团彻底失去了信任。
因此当时崇祯皇帝选择将把守北京城门的大部分任务交给了亲信太监，所以李自成后来攻入北京（其实当时那个情况也不算是闯军“攻破”了城门），公公们绝对是要负首要责任的。
这个责任全部推给文官和勋贵绝对是说不过去的。
其次，我要说一下为甚么拥有“明史研究生”人设的男主会倾向于是曹化淳开的门。
曹化淳当时的境况一共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当时李自成由居庸关入迫燕京，担任居庸关守关太监杜之秩衔李自成命令回紫禁城向曹化淳劝降，谈判破裂。
三月十八日下午三时，曹化淳开彰义门（广安门）投降，农民军立即进占外城。
当晚崇祯帝登煤山自缢于山腰下。
第二种是一些读者大大们说的，认为甲申三月时，曹化淳人根本不在京师，早在崇祯十二年二月，曹化淳就已告老还乡，其时已乡居六年。
第一种说法有多种史料佐证，《明史纪事本末》、《国榷》、《明季北略》、《甲申传信录》等史料中，对于此事的记载都是曹化淳“开门迎贼”。
即使对此事迹存疑的，也采取的是一种中立的说法，“时仓卒莫能明也”。
第二种说法，我认真查找了一番资料，发现一些读者大大们可能是将以下这两项资料作为了信史。
一是曹化淳自己作的辩诬诗《忽睹南来野史记内有捏诬语感怀》：“报国愚衷罔顾身，无端造诬自何人？家居六载还遭谤，并信从前史不真。”
二是《武清县志》：“……迨怀宗（崇祯）不讳，义不辞难，亲为含殓。
上疏乞封陵安厝，诚恳悉沥肝膈。
世祖章皇帝监其悃忱，召侍讲幄，准不受职。
时有流言诬以广宁、东直门者，上疏奏辨，奉旨‘化淳无端抱屈，心迹已明，不必剖陈，该部知道。钦此。’”
这个说法是现在一部分读者大大所认为的真相，即顺治皇帝入关来到北京后，彼时尚在天津的曹化淳听说之后，不顾个人的安危，急急忙忙赶到北京，并且上奏顺治皇帝，提出了要重新修缮崇祯皇帝的坟墓的请求，并且得到了顺治皇帝的允许。
这里我要说一下为甚么我觉得《武清县志》不能作为有力的历史证据来反驳《明史纪事本末》、《国榷》、《明季北略》、《甲申传信录》等一系列明末清初的史料记载。
因为这本记载曹化淳三次上疏请求为崇祯皇帝修墓，并且在志中登载了曹化淳奏疏全文的《武清县志》是在乾隆七年（1742年）编撰的。
而其他明确记载曹化淳开门迎闯军的史料，《明史纪事本末》是顺治十五年成书（1658年）；《国榷》是顺治十年开编（1653年），康熙二十二年完稿（1683年）；《明季北略》康熙九年成书1670；《甲申传信录》也是顺治十年成书。
也就是说，除了《武清县志》以外，绝大多数记载曹化淳开门迎闯贼的史料都是在顺治十年左右开始编撰的，从时间维度上来讲都要比这本乾隆七年才编撰的《武清县志》更可信。
至于说明末东林党集体陷害曹化淳，反而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位皇帝为曹化淳对崇祯皇帝的忠心所感动，因此极力为曹化淳平反，这种说法我认为是极其可笑且相互矛盾的。
首先来看《明史纪事本末》，这本史料的编撰者是顺治四年的进士谷应泰，藉张岱《石匮藏书》与谈迁《国榷》﹐广稽博采，成书于《明史稿》和《明史》之前。
这成书之后，顺治十七年时，谷应泰因此遭到御史黄文骥弹劾，指斥书中有违碍之处，后经朝廷查阅，书中尚无不妥之处，后选入《四库全书》。
再看《国榷》，它的编撰者是谈迁，从天启元年开始编著，顺治四年时全稿被窃，于是又发愤重写。
顺治十年时，谈迁应弘文院编修朱之锡邀请，携稿赴北京，访问前朝遗老、皇室、宦官、降臣等，公家档案，重新校订，以三十余年编成《国榷》一书，署名“江左遗民”。
然后再看《明季北略》，它的编撰者是计六奇，他家境清贫，二次乡试不中，康熙二年后以教学为业，并开始撰写《明季北略》和《明季南略》二书。
为了编写明朝遗史，计六奇曾先后前往江阴、苏州、扬州、六合、镇江、通州、桐城等地实地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