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他们想把某些人气得中风，显然，他们几乎做到了这一点。
变法！维新！这简直就是发了疯了！极端保守的那些大臣当然被这种荒谬的、毫无道理的建议气得浑身哆嗦，少数已预见到自己的利益将受到严重损害的官员也表示绝不赞同——但是，也有人支持杨深秀和康有为的主张，毕竟倾向变法的大臣并不是少数，而且更重要的是，决心振兴国家而且刚受了一点刺激的皇帝喜欢它——事实上，如果没有保守派大臣全力阻止，在广州的事情发生后皇帝就已经召见康有为和梁启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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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现在，保守派的大臣们知道自己已不能再阻止这种事情，甚至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还必须支持它：既然皇帝已表明态度，对于那些既保守但又属于“帝党”的大臣来说，他们就不得不在痛苦之中做出一个选择，继续坚定不移的支持皇帝，或者违背自己的政治意愿站在皇帝的对立面，成为“帝党”的叛徒。
当然，虽然痛苦，但他们知道应该怎么选择。
绝大多数大臣的最终选择是支持皇帝；爱惜自己名声的大臣们当然不希望自己得到一个“叛徒”的称号，而且现在看起来支持皇帝也没有太多危险性。然而他们的选择严重削弱了反对变法的力量——只有极端保守而且属于“后党”的大臣进行了措词强烈的反对，但他们的声音与主张变法的声音以及支持皇帝的声音比起来实在太微弱了，太容易被人忽略，所以什么也不能改变。
北京的局势在变得越来越混乱，一旦人们发现反对变法的声音竟然是如此微弱，向皇帝和朝廷上书要求变法维新就逐渐演变为一种潮流、一种谋求晋升的手段，除了官员和保国会成员，更多的人加入上书的行列。在如此多声音的竭力鼓噪下，大清帝国的年轻皇帝的态度变得越来越坚决，他就要采取实际行动了。
除非事情突然出现转机，比如待在颐和园暗中监视政局的皇太后陛下返回紫禁城，剥夺皇帝的所有权力并把他软禁起来，同时在换一位新皇帝——而且确实有人很迫切的希望慈禧这样做——否则不用多久，一个星期或两个星期，皇帝就会颁布圣旨，宣布开始一次大规模变法运动。
征兆已经变得非常明显了。
大臣们都已预感到一场猛烈的风暴即将到来。保守份子的心情变得极其沉重，心中充满痛苦与憎恨。当然，他们不能也没有胆量指责皇帝，只好把憎恨转向其他人：整天散布歪理邪说的保国会的疯子、蛊惑皇帝接受歪理邪说的无耻小人、还有立场不坚定的同僚，当然更重要的，导致这一切发生的根源，易水。
他是罪魁祸首，如果没有他蓄意挑起事端，谭钟麟就不会遭到撤职，杨深秀就不会上书建议变法，保国会的疯子就不会趁这个机会肆无忌惮的散布自己的荒谬言论，皇帝就不会被各种歪理邪说蛊惑并打算将它们付诸实施……
一切都是易水的错误——瑞切尔则被完全忽略了，毕竟还没有哪位大臣打算与一个女人计较，尽管她在事件中需要承担的责任更大。
他们的目标仅仅是易水，憎恨他、不喜欢他，更不想看到他。
易水依然不知道这个情况，美国派驻北京的公使显然没有把它当作值得重视的问题，既没有报告华盛顿也没有通知马汉，但袁世凯很清楚，虽然他还不像其他人那样憎恨或者讨厌这位中校先生……或者umbrella公司的薰事，而且希望与他达成一点协议，但在这种时刻他绝不敢接受他的单独与自己会面的请求；这样做或许会得罪他，但总比得罪皇太后、皇帝和朝廷里的诸位大人更好。
袁世凯不想与自己的政治前途过意不去。
当然，他仍然礼貌的向易水表达了自己的歉意，并含蓄的建议他“注意京城的情况”。
“北京的情况？”易水依旧什么也没有弄明白，最后觉得应该仔细调查一下，“北京有什么情况？”然后他就被吓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