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景耀六年,亦即曹魏景元四年,面对偷渡阴平的魏将邓艾,后主刘禅听从谯周建言,率众投降,蜀汉正式灭亡。
之前无论是曹魏还是蜀汉,都有许多人批评黄皓奸佞,大将军姜维甚至想杀了他,魏晋时代私人著史蔚为大观,很多学者都把蜀汉灭亡的原因归结于宦官黄皓,
例如陈寿的《三国志》,直言“操弄威柄,终至误国”,刘禅罪责反而轻,“素丝无常,唯所染之”,也就是说刘禅其实是可塑之才,只不过误信黄皓。
可是黄皓真正弄权,掌控朝政却已经是在蜀汉延熙九年了,距离蜀汉灭亡还有十七年时间,距离后主继位确有二十三年时间,
那么是什么原因延迟了黄皓的掌权,使他并未在后主即位时就狐假虎威呢?
章武三年四月先主刘备病逝于永安宫,次月后主于成都继位,刘备临终托孤于丞相诸葛亮和尚书令李严,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写到刘备诏敕刘禅“汝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此后“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
也就是说诸葛亮成为蜀汉政权的真正掌舵者,像联吴抗魏,征伐南蛮等大政方针都是他制定的。
刘禅一来即位时只有十七岁,政治历练不多,成为储君,开府署选官僚的时间不长,
二来蜀汉刚刚在夷陵之战中大伤元气,时局动荡,正处于“危急存亡之秋”,急需像诸葛亮这样的任务来领路。
三来刘禅也听从父亲的遗诏,“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此话出自《论语》,论语在汉代是儿童启蒙读物,孝又是朝廷选举的一个重要标准,孝顺之风大行,
想必刘禅也明白,所以国家大事交托于丞相,宗庙祭祀留待于自己,这句话被记载在《魏略》之中,《魏略》又是曹魏时人鱼豢所著,看来蜀汉的政治格局想必是人所共知的。
诸葛亮深受法家思想影响,赏罚分明,以法立国,他明白东汉政权覆灭的原因之一,是宦官弄权,就像《出师表》里所说的亲小人远贤臣,
因而他也严厉监管皇帝的交往圈,黄门阉宦无疑是重点防治对象,而且政务基本在丞相府运作,由诸葛亮选拔的官员操控,黄皓这样的人根本难以有操控大权的机会。
蜀汉连年北伐,诸葛亮常驻汉中,但是宫中皇帝的亲信随从官员,留守成都的处理政事者,也是由他选任的,这也切断了黄皓的弄权途径,
至此在诸葛孔明在世时,黄皓难有作为,刘禅虽然宠信黄皓,但是碍于孔明的叮嘱,而且他本人也实际并未真正亲政,也就不可能放权于黄皓。
诸葛亮选拔的宫廷官员,对于阻碍黄皓掌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中最耀眼的无疑是董允董侍中了,
《三国志·蜀书·董允传》记载,“先主立太子,允以选为舍人,徙洗马。后主袭位,迁黄门侍郎”,看来董允是刘禅的东宫旧臣,舍人和洗马根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和《后汉书·百官志》,都是太子的随从亲信。
后主继位后成为黄门侍郎,诸葛亮北伐时成为侍中,领虎贲中郎将,统帅宿卫亲兵,孔明知道董允秉心公亮,善恶分明,敢于直谏,刘禅年纪小,正需要这样的人留在皇帝身边匡正皇帝过失,引导君主向善。
北京大学祝总斌教授《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著作中,谈到东汉末年,汉灵帝设置侍中寺,自此黄门侍郎,侍中便日益接近政局,蜀汉很可能沿袭了这一做法,表明董允以侍中身份,侍从皇帝左右,参与谋议谏诤更是理所应当的。
董允也起到了献纳臧否,防微杜渐的作用,每当黄皓侍从左右,董允便正色劝阻刘禅,不可亲近佞幸小人,背后更是斥责黄皓,董允在世时黄皓职位不过黄门丞,人微言轻,不足以影响政局。
虎贲中郎将使得他的威权更重,掌握了禁军,一方面说明董允受到了诸葛亮和刘禅的双重认可,毕竟他是东宫旧臣,为人正直不阿,
另一方面加重了董允职权,使得他的作用更为突出,黄皓自然不敢以身犯险,与他硬碰,当时蜀中极为推崇董允,《华阳国志》说董允和诸葛亮,蒋琬,费祎并称四相四英,人望极高,刘禅即使偏心黄皓,也不敢贸然而动。
诸葛亮去世后,刘禅少了极大的束缚,但是董允又无形中取代了孔明的位置,加之董允守尚书令,负责处理臣下奏事文书,职权更大,黄皓之流出头更难,
刘禅还是信任董允的,陈寿说陈祗代为侍中后,与黄皓极力诋毁董允,后主才开始追怨,说明之前后主认可董允侍中职责。
只是延熙九年董允去世,情况发生了变化,黄皓与陈祗狼狈为奸,开始干预政事,升任中常侍,赞导宫内事务,
成为皇帝顾问,重演东汉末年十常侍乱政的局面,以至于邓艾灭蜀后,还想处死黄皓,只是黄皓贿赂左右,才免于一死。
刘禅小名阿斗,都说他扶不起,是个昏君,其实早年的刘禅还是很有格局的,刘备在遗诏中希望刘禅读读启人心智的诸子书,六韬,商君书等等,诸葛亮又给刘禅手写一通申子,管子和韩非子,二人用意都是希望小皇帝能够学习治国理政的手段,操控大局而不亲力亲为,委任贤才而不肆意放权。
刘禅确实也做到了,政事委任诸葛亮,但并未出现王莽董卓篡逆乱国的局面,
他明白黄皓虽然可以给自己带来欢乐,但是不会处理朝政,不是自己可以委任的人,黄皓也就只能终日在后宫陪皇帝游玩,不能插手政务,但是为什么后来刘禅就忘记初衷,耽于享乐了呢?
一来蜀中之地,从刘焉刘璋父子主政时,便是奢侈成风,好逸恶劳,《三国志·蜀书·董和传》里就有记载,刘禅沾染这种风气在所难免,
二来前期还有先帝遗,孔明教导,董允劝谏,刘禅不敢太过放肆,几次想扩充后宫都没拿入院。
但董允去世后,没了约束的刘禅,仿佛是刚出笼的小鸟,急于发泄压抑已久的欲望,积重难返,反而不会约束自己,
类似于心理学上的行为障碍,慎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保持有始有终的态度确实很难,刘禅没能做到。
谈及赤壁之战,后世学者一般将其视为三国鼎立的开端,而曹、刘、孙三家泾渭分明,也是由此开始。然而,刘备在赤壁之战后的一两年内,并非后人想象中的意气风发,反而有种“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感觉。
据《资治通鉴·汉纪五十八》记载:“刘表故吏士多归刘备,备以周瑜所给地少,不足以容其众,乃自诣京(口)见孙权,求都督荆州。”
为谋求更多“利益”,刘备不惜冒着被软禁的风险前往京口拜谒孙权(周瑜、吕范皆曾建议扣押刘备)。此次会面后,刘备表奏孙权为徐州牧,后者颇为满意,不仅“进妹于备”,还允许刘备都督荆州。
奇怪的是,徐州远在中原,并非是孙权能染指的。那么,刘备又是如何用徐州牧这张“空头支票”来打动孙权的呢?
据《三国志·吴主传》记载:“刘备表权行车骑将军,领徐州牧。备领荆州牧,屯公安。”
按刘备本传记载,他在表奏孙权之前,便已经略定江南四郡;在荆州牧刘琦病死后,刘备又在众人推举之下,顺理成章地接过荆州牧之位。
话虽如此,刘备的处境却颇为艰难。因为长沙、零陵、贵阳、武陵四郡虽属于刘备管辖,但四郡与长江接轨的几处重要据点,均为周瑜掌控。
陆路上有曹操(襄阳、宛城仍属曹魏)虎视眈眈,水路又受江东制约,是以刘备在荆州的发展并不顺利。
正因如此,刘备才会冒险前去拜谒孙权。所谓“求督荆州”,即指刘备希望孙权能真正承认他在荆州的统治地位。
陈寿之所以再次提及“备领荆州牧”一事,便说明:刘备此时都督荆州,已经得到孙权承认。换言之,刘备表奏孙权为车骑将军、徐州牧,孙权则承认刘备任荆州牧的合法性。
按照“等价交换”的交易原则,既然刘备已经得到了不少好处,那么车骑将军和徐州牧对孙权来说,也肯定是大有益处。
在此之前,孙权虽已据江东六郡,但他明面上的职务,还只是讨虏将军、会稽太守。反观刘备,则是左将军、豫州牧。
从军职和官职来看,刘备的政治地位都要比孙权高。按照惯例,刘备应该才是孙刘联盟的“盟主”。
但刘备也知道,自己的综合实力远不如孙权,所以他以退为进,表奏孙权为车骑将军、徐州牧,使其职位高过自己半头。
尤其是车骑将军,它往往是汉末以来“讨贼”联盟盟主的“标配”之一。如关东联军讨董之时,盟主袁绍便领车骑将军;又如莫须有的“衣袋诏”事件,谋诛“汉贼”曹操的主使董承,同样为车骑将军。
可见,刘备奉孙权为车骑将军,便有尊其为“抗曹联盟”盟主的意思;同时,这也明确了孙权在孙刘联盟中的主导地位。
当然,孙权遥领徐州牧背后的政治原因,同样不可忽略。
徐州本属曹魏,既不在刘备辖内,也绝非孙权能染指。因此,孙权领徐州牧这一行为,属于遥领。“遥领者,不入版图之地,而别于国内他处设刺史、郡守以辖之也。”(参见于顾颉刚、史念海所著《中国疆域沿革史》)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遥领现象颇为常见,其中,又以吴蜀两国为最。
赤壁之战后,刘备加封关羽为襄阳太守;孙权改年号为黄龙,也加封朱然为兖州牧。然而,襄阳郡却归属曹魏,兖州更是曹操的老巢。可见吴蜀两国经常将曹魏境内的疆土,“虚授”给臣下“管辖”。
更有意思的是,孙权正式称帝之后,还曾与蜀国“共分”曹魏疆土。
据《三国志·吴主传》记载:“权乃参分天下,豫、青、徐、幽属吴,兖、冀、并、凉属蜀。其司州之土,以函谷关为界。”
因为兖州、冀州被“划分”给了蜀国,所以朱然的兖州牧、步骘的冀州牧都没当多久,便被撤掉了。
孙权遥领州牧,可为冀州牧,也可为冀州牧,为何偏偏是徐州牧?
从孙权日后曾与吕蒙“又聊复与论取徐州”来看,刘备表奏孙权为徐州牧,极有可能是后者主动选择的结果。
这是因为:江东内部的一些重要谋士(流寓士族),大多出身于徐州。如,张昭为彭城人,张纮、陈端为广陵人,诸葛瑾为琅琊人、步骘为淮阴(当时属临淮郡)人。
在江东政权内部,尽管孙权与江东豪族达成合作关系,但他仍需要其他力量来制衡他们。除孙氏宗亲与淮泗旧将(指孙坚、孙策的元从武将,多为江西人氏)之外,流寓士族(指前往江东避难的外来士族)也是一股重要力量。
以张昭、诸葛瑾为代表的流寓士族,并非江东本土出身。因此,孙权更愿意拉拢他们来帮助自己打压江东豪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