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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804章:禅让(1 / 2)

 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非常高,两千多年来,一直都是被尊为圣人的,被人高高地供奉起来,不过比较可惜的是,孔圣人吃不到好吃的豆腐。

因为豆腐是淮南王刘安发明的,孔子的这些徒子徒孙们,非要强调刘安是道家的身份,所以祭祀孔子的时候,从来不用既营养又健康美味的豆腐。(仔细想想,现在豆腐品种太多……而且便宜,实则为暴殄天物……)

孔子的这些徒子徒孙们的确是格局小了,看孔子他老人家,格局多大,直接把自己的偶像定位到周公,那个实际上开创了周朝的人,在那个时代可没有什么门派之争,想吃什么都有。

孔子晚年感慨说自己快不行了,感慨到自己已经很久没有碰到周公了,说明孔子这样的圣人,连做梦见到周公,都是被自己看做是非常荣耀的事情。

那么历史上的周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会让圣人孔子都如此顶礼膜拜呢?

我们都知道武王伐纣的故事,纣王的军队,在牧野和姬昌的军队打了一仗,结果纣王的军队是望风而逃,最后纣王在鹿台引火自焚,自此商朝灭亡,中国进入了周代。

这是我们教科书的标准叙事风格,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武王的这一次伐纣,只不过攻破了商朝的首都,商朝依然有大片的土地不在周的统治范围之内。

周武王姬昌两年之后就死了,留下了年幼的孩子,这个时候周公辅政,而他实际上完成了周武王没有完成的事业,把周朝的领土一直往东打到大海,实现了陕西河南山东这些平原地区的实际控制权,奠定了周朝的实际核心统治区域。

这次东征让周实际上成了大国,再也不是西方的一个小邦,周从此成了东至海,南至淮河流域,北至辽东的泱泱大国了。

周公这实际上就是二次创业,甚至可以说,面临的困难比武王要多得多,面对如此广袤的土地,进行武力征服,周公完全可以被看做是最早的战神,只不过他后来大量的工作,转向了内政方面,以至于他是以文治的形象展示给后人看的。

周公真正伟大的地方,并不是开疆拓土,已经他知道,有形的疆域很容易丢失,只有给周朝设计出一套无形的体制,才能让国家长治久安,促使周公思考制度问题的,其实是一次兄弟相残事件。

儒生不知道为什么,总喜欢睁着眼睛说瞎话,他们总喜欢说西周是如何如何的好,但很明显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名的兄弟相残,国家内乱就是周朝初年发生的事情。

这就是著名的三监之乱,所谓三监,指的是武王灭商后,听取周公意见采取“以殷治殷”的政策,分封纣王之子武庚于殷,利用他统治殷民。

同时武王派遣其兄弟管叔、蔡叔、霍叔在殷都附近建立邶、鄘、卫三国以监视武庚史称‘三监’,让亲兄弟看着前朝的遗老遗少们,这是很正常的操作。

但很快兄弟阋于墙的时期就发生了,管叔蔡叔这两个人,感觉周公辅政后,完全就是他一个人说了算,他成了实际的统治者,作为兄弟他们看着不爽。

不但到处造谣说周公实际上想要夺取王位,更为严重的是,他们居然和殷商的武庚联合起来发动叛乱,而成王也开始相信谣言,认为周公的确是有些问题。

幸好,这不是后来儒家统治的时代,因为周公还没把这玩意弄出来,在那个时代,不要说什么道理,拳头就是硬道理,你不服,打到你服为止,管你是兄弟,还是前朝旧人。

三监之乱很快就被平定,结果是诛武庚,杀管叔而放蔡叔,废霍叔为庶民,一开始就内乱,这周朝真是开局不利,按这调性恐怕不止好兆头呀。

这些祸患,最终促使周公在思考一个问题,要如何才能安定人性,让每个人都本本分分过日子,不要有僭越(打这个字不知道拼音……完全是手写……)的行为呢?

平定三监之乱,又东征为周朝开疆拓土之后,回到国都的周公,开始着实一项伟大的工作,设计出一整套制度,确保此后类似的事情不会在发生。

周公设计出来的这一套制度,总结一下就是,在严格的等级差异之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每个人都有自己所要遵守的一整套规则,这种不同人适用不同规则的制度,就叫礼。

周公制礼,核心目的就是维护周王室的权威,面对面积如此广袤的土地,周公设计了一套分封制度,让周王室也就是姬姓的人,拿着一套手续,到某个地方就任领主。

还有空余的地方就让跟自己有姻亲关系的异姓之人去当领主,最后天下被分成了七十一个封国,简单来说就是姬姓诸侯和异姓诸侯。

周公很有远见,他知道一开始的这些兄弟关系,甥舅关系,过几代就没亲情了,所以他在分封的同时,又搞了一套礼乐制度,从制度层面维护周天子的权威。

礼乐制度,很复杂,后世的儒生有一部分就是靠这个吃饭的,有多复杂,就拿现在的吃瓜来说吧,就连这么一件小事,就有非常复杂的规定。

关于怎么吃瓜,礼记里有明确的规定,为天子切瓜,削皮后要切成四瓣,再从中间横断,用细葛布盖着呈上去;

为诸侯国的国君切瓜,削皮后把瓜切成两半,再从中间横断,用粗葛布盖着呈上去;给大夫只削皮就够了。士和庶人自己削瓜,削皮后把瓜蒂去掉直接咬着吃。

是不是有点崩溃,这仅仅是冰山一角,吃个瓜都有这么多讲究,其他事情讲究就更多了,总是是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衣食住行到生老病死,到处都有细致入微的规定,目的就是让所有人都要按照不同的等级约束来生活,这样就不容易产生僭越之心。

所谓音乐,本质上也是礼的一种形式,还记得孔子说的那句话吗,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说的就是大夫僭越了,用了超越他等级的音乐和舞蹈。

这套制度很管用,尽管控制的时代,他自己感觉都已经礼崩乐坏了,到了战国更是彻底乱套,但周朝毕竟历经了八百年,这套礼乐制度成功了维系了各阶层,各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尽管后来崩坏了,但依然顽强地又存在了许多岁月,这正是周公最伟大的地方,他制订的制度,考虑的都是五百年之后的事情。

周朝,打一开始,就充满了各种内乱,兄弟相残,君臣也互不信任,尽管后来这些都平息了,但开了头之后,很多事以后可就不好办了,总会有人效法这些坏榜样的。

华夏古代的权力结构一直以来都是皇权不下县,因此知县也就成了朝廷在地方统治最基本也是最核心的一层,可以说知县的权力非常大。

尤其在明清时期,可以说朝廷的绝大部分事情,都是知县实际在做,而知县上面的官员,基本上都是指挥知县办事的,或者是通过文书来治理,整个帝国的权力核心,其实就集中在知县和内阁手里,因为只有这一大一小是在真正的做决策。

科举制度,给社会上下流动创造了机会和空间,同样的也创造了另一个场景,那就是几乎所有的官员都是读书人出身,也就是说在古代官员其实有两种身份,一种是官员,一种是读书人。

还记得范进中举吗,范进高兴地发了疯,为什么要发疯,因为中了举人,尽管你还不是官,但是你已经彻底脱离普通人的行列了。

徭役不用了,赋税可以减免,总之举人就是一条腿迈进官场的人,但又不是官,本质上还是读书人,是一个被官场承认的读书人。

范进中了举人之后,县令就请他去吃饭,范进也在这个场合表现了他虚伪的一面,因为他的母亲高兴地突然死掉了,本来县令还担心范进在母丧期间不能吃的太荤。

谁知道,范进毫无顾忌的把一个大虾球丸子夹到自己嘴里,作为儒家知识分子,满嘴的忠孝仁义,背地里行为确实这样,儒林外史不愧是讽刺大师之作。

举人可不仅仅是有特权,半只脚踏进官场,下令忌惮举人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举人背后有更加庞大的势力,这个就是师生情谊和同年情谊。

这个师生情谊好理解,同年是个什么意思,他类似于我们现在的同学加同一批考上某个岗位这个概念,比如说你们都是康熙三年谋某个省的举人,那你们天然就有某种关系,而同学的关系更是神秘莫测。

典型的例子就是杨乃武和小白菜案件,一个小小的举人,最后惊动了太后,满清督抚级别的官员,说杀就杀了,为什么一个小小的举人,居然就能牵动太后和大半个官场呢,秘密就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上面。

杨乃武只是一个举人,被人告发和小白菜合谋害死了小白菜的丈夫,举人见了下令可以不用跪,也不能用刑,于是下令就请示学政,革除了杨乃武的功名,定了杨乃武的死罪,本以为事情也就这样,不就是个举人吗,革除了就是了。

但杨乃武有个同学叫吴以同,正好在虎胡雪岩家里做幕僚,然后就把他的冤情给胡雪岩说了,那胡雪岩可不是一般人物,正好这个时候,有个叫夏同善的官员在胡雪岩家里做客。

作为清朝最出名的红顶商人,能到胡雪岩家做客的,也指定不是一般人,这个夏同善一听这事,感觉冤情比较大,于是就答应回到京城之后想想办法。

夏同善官大吗,他官也不大,问题是他老师厉害,他老师叫翁同龢,是皇帝的老师,这种身份最容易见到大清的实际最高统治者,慈禧。

就这样,一件非常小的案子,就被捅到了太后那里,而最终这个案子牵涉面之所以如此巨大,是因为相关利益方太多了,读书人群体开始拉帮结派,官员也纷纷站队,闹得是不可开交。

所以说,不要轻易得罪一个举人,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他背后是什么人,尤其是当有共鸣的读书好人作为一个群体的时候,他们之前就会产生很多不可思议的奇妙联系。上古三代,没有什么“禅让”。

所谓的“禅让”是战国人意淫出来的。

编造者不是儒家,而是墨家。

它的基础就是墨家的另一个重要思想——尚贤。

为什么要鼓吹这个?

用现在的眼光看,先秦墨家不像一个学派,更像一个严密的社会组织,一个具有比较典型的“黑社会”性质。

墨家的门人大部分都出身寒微,在当时“尊尊亲亲”的风气下,他们难有出头之日。

怎么办?

作为平民阶层代言人的墨家,就创制了一套说辞作为平民进身的理论依据。

其核心就是“尚贤”——

无论什么人、什么出身,只要“贤”,作为圣哲明王就要启用他们,让他们当大官、提高地位。

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

——《墨子·尚贤上》

甚至可以把王位让给他。

反过来说,能不拘一格起用民间人才的君主,才是圣哲明王,才会出现太平至德之世。

说白了就是为了给自己谋出路。

为了配合这个观点的宣传,墨家又编了许多谎话来做“证明”。

比如:

古者舜耕历山,陶河濒,渔雷泽,尧得之服泽之阳,举以为天子,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

——《墨子·尚贤中》

你看,舜只是个农夫,帝尧却举用他,让他接自己的班,做了天子,治理万民。

但根据司马迁的《史记·五帝纪》的记载来看,传统的五帝系统是有致命硬伤的。

五帝本纪最后几句,他是有交代的。

原来这五帝是从儒书中挑选出来的五帝德和帝系姓。

太史公是这么说的:

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

到了司马迁时代已经出现了百家言黄帝的局面,这是多种因素造成的,问题是,司马迁要是给他们做传,该听谁的?

要知道司马迁是在董仲舒门下听过课的,但主要是春秋公羊传,老董是公羊大家,干啥都一股公羊味,这事对司马迁的影响是,要以儒书入手。

司马迁调查的结果是,大戴礼记中有讲五帝的,而且它的记载还不像别的纬书中说的那样不雅驯,于是基本上照抄了下来。

这不是个不负责任的做法,相反他是用了个二证法,结合书上说的,再去实地查考,听取别人口头相传的事迹做对比,在那个时代,大抵算得上最科学的办法了。

但太史公距离传说中的黄帝时代,有3000年了至少,这就好比我们现在到实地去考察商末周初的事情,这去实地考查的话,有成绩么?

更何况上古河流改道现象严重。

所以我们可以轻松的在文献中发现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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