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让我脱胎换骨，
现在的我应死去。
——丁尼生《毛黛》（855）
我已经完全按照传统的模式结束了这部小说。可是，我最好还是说明一下，虽然以上的描写确实在上两章里发生过，但实际上它是一种想象，并非是象你上面所听到的那样如实发生的。
我以前说过，我们大家都是诗人，但其中许多人实际上并不写诗；同样，我们也都是小说家，这就是说，我们有一个习惯：为自己虚构未来。当然，我们今天大概更倾向于将自己虚构到电影中去。我们在头脑里设置各种假说，想象着我们会碰到什么样的问题，会怎样行事，而当真正的未来变为现实时，这些小说或电影式的假说对我们实际行动的影响往往超出了我们所能允许的范围。
查尔斯自然也不能例外。前面几页所描写的事情并没有真正发生，那只是查尔斯在从伦敦到埃克斯特好几个小时的旅途上所想象可能发生的事情。毋庸讳言，他并没有象我写的那样想象得那么具体，那么连贯。当然我更不能发誓说，他对波尔蒂尼夫人来世的境遇会想出那么有趣的细节，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他希望波尔蒂尼夫人下地狱，所以我那样写也并非失之千里。
最重要的是，查尔斯发现自己的事情就要结束了，而这个结局他并不喜欢。如果诸位读者发现前两章的叙述有点仓促行事，前后不够协调，发现故事的进程与查尔斯性格的深入发展不符，如果你怀疑作者已精疲力尽（这在文学中并非少见），所以只得在他仍有信心取胜的赛跑中嘎然而止，那么，在这些方面请诸位不要怪我。这是因为，前两章所描写的那些感觉以及对这些感觉所进行的思考，都确实在查尔斯的头脑中存在过。在他看来，描写他的人生的这本书就这样草草地结束了。
还有，上文中的那个“我”，即那个找出似是而非的理由将莎拉扔到被遗忘的角落里的实体，也并非作者本人。这一实体对查尔斯抱着那样的敌对态度，所以他不会认为它是“上帝”。这一实体只是对事物采取冷漠无情态度的一种拟人化。这种态度有着可恶的惯性，它将法码放在天平上欧内斯蒂娜的一侧。这又似乎是不可更改的发展趋向，正象载着查尔斯前进的火车那样，方向不可更改。
我在上一章里说过，查尔斯在伦敦干了越轨的事以后，决定与欧内斯蒂娜结婚，这并非撒谎。那是一种正统的决定，正象他按照正统的习惯决定信奉基督教一样。那六个字的信对他的影响是长久的。在分析这种影响时我倒真的欺骗了读者。实际上，那封信在折磨他，缠绕在他的心头，使他迷惑不解。他越想就越觉得只有莎拉才会那样做——只寄一个地址，别无其他。这跟她的别的行为一模一样，可以说是既勇敢又胆小，既诱人又推诿，既复杂又简单，既高傲又谦卑，即进攻又防卫。维多利亚时代是一个一切都处于冗长、罗嗦的时代，人们还不习惯于从纷繁的头绪中一下子理出一条思路。
最重要的是那封信给了查尔斯选择的余地。他一方面对于不得不作出选择而非常痛恨，另一方面，他在从伦敦往西回埃克斯特的旅途上，却为作出选择的时刻迫近而万分激动。知道了这后一方面，我们就算接近了他的秘密。他那时还不懂得什么叫存在主义，但是他所感到的却是一种实实在在对自由的焦虑——也就是说，意识到一个人确实是自由的，同时又意识到人有了自由也就进入了可怕的处境。
那么，让我们把萨姆从查尔斯所假想的未来中拉回来，回到埃克斯特的现实之中。也就是说，上一章咱们说到从伦敦开来的火车已到达埃克斯特。火车停下后，萨姆来到了主人的车厢。
“咱们要在这儿过夜么，先生？”
查尔斯望着他，过了半晌，尚未拿定主意。他的目光越过萨姆的脑袋向阴云密布的天空望去。
“恐怕要下雨了，咱们就去住希普旅馆吧。”
这样，萨姆想象中做生意嫌的上千英镑就不翼而飞了。萨姆和主人下车后，在站外望着查尔斯的行李装到一辆胶皮轮子的马车顶上。查尔斯心中一阵慌乱，最后打定了主意。末了，箱子捆好了，只等着他上车。
“萨姆，我觉得乘火车旅行真是倒霉透了，所以想步行溜溜腿。你自己随行李一起走吧。”
萨姆的心咯噔沉了一下。
“对不起，查尔斯先生，那不行。天上云彩黑压压的，就要下雨了。”
“对我来说，淋点雨没啥了不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