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平安时代，年方二十五岁的村上天皇才接位五年，正血气方刚，一心想恢复天皇威权。但是，日本刚刚经历过了著名的“平将门之乱”（公元935年）与“藤原纯友之乱”（公元939年），朝廷军力下降，在两次平乱中不得不借助武士力量，这一点让村上天皇心有介蒂。
但摆在村上面前的事实是，藤原家族在朝堂上牢牢把控住了所有政治大事；在皇宫内，他的皇后安子是藤原师辅的女儿，同样是掌控着宫内的一切，这些无奈现实堆积起来，让村上天皇一反常态地表态赞同平贞盛等人的提议，一直不对这件事情最终定论，任由双方争执。
左大臣藤原师辅的表现最为激烈，平户国司藤原小松已经将义利一郎受被大唐使者重创，成为一个废人的事实加油添醋报了过来，虽然藤原小松属于藤原南家支脉，但怎么都是我们藤原家族的人，打狗还得看主人不是？
私下里，藤原师辅不仅吩咐治部省对所谓大唐使者严加约束，在朝堂上则对平贞盛的提议极力攻击，称这种做法将平白无故为日本树立大周这样的大敌，纯属不智之举，应该将这帮祸乱朝堂的人逐出去。
平贞盛也恼了，扳起指头数落起来，当今的日本国内国司地位超然，对天皇政令非常漠视，究其根源，就是因为天皇威权不重，军力不强，如果一口回绝大唐的兵器商贸交易，就是固步自封，不思进取，大日本国危矣！
村上天皇对两派的争执全程微笑听着，绝不表态。
就在日本朝廷对此事争执不下时，一名不起眼人物的一封不起眼的奏章改变了事情的结局：
一名叫安倍晴明的天文得业生（所属于阴阳寮，跟着天文博士学习天文道的学生的职称），突然上书称，他日夜观察星象，发现中土南方星象光芒极盛，与中土北方星象足以抗衡，甚至有压过北方的迹象，以此类推，大唐未来有压过大周之可能，他斗胆自荐，愿再效祖辈阿倍仲麻吕入南唐学习，探寻其中究竟，助力日本更加昌盛。
阿倍仲麻吕（公元698年—770年），全名阿倍朝臣仲麻吕，亦名朝臣仲满，日本奈良时代入唐的日本留学生，来到大唐后曾取汉名为仲满，后改为朝衡、晁衡，曾任唐左散骑常侍安南都护，官至正三品。阿倍仲麻吕后来数次返乡未成，滞留唐朝长达五十四年，最终客死长安。阿倍仲麻吕生前与李白、王维为友，留下很多诗作，录存于《全唐诗》中。
当村上天皇有意将这一封奏章在朝议上读出之后，全朝文武大臣都愣住了，连藤原师辅心里也打起了小鼓。
这个时代，虽名平安，其实也可以说平庸、平凡的时代，日本的阶层对立，各类颓废负面的情绪充斥，恰逢当时，日本京都接连遭遇大地震、大火、洪灾等天灾**，人心惶惶，鬼神之乱甚嚣尘上，各类怨灵的传说遍布天下，而与这些危害人类的怨灵对抗就是阴阳师们的工作。
而在当时，日本贵族们对方位、日期的吉凶之说深信不疑，每逢出门均要挑日子挑方位，一有疾病灾祸就托言鬼物生灵作祟或碰上百鬼夜行等不洁之物。因此，当时的贵族熟知阴阳道的各种禁忌，严格遵守其礼仪及法令，就连起床、洗漱、吃饭等日常生活琐事都有相应的禁忌（此习俗一直延续至明治维新），甚至日本朝廷行事吉凶也要依照这一原则。
正是因为此，当时的阴阳道在日本还拥有专属的部门——阴阳寮，为日本中务省管辖下的六寮之一，负责观测天文、气象以及占卜、制定历法等。除了朝廷任命的官员外，还有阴阳师、阴阳博士、阴阳生、历博士、历生、天文博士、天文生、漏刻博士、守辰丁等职员，日常也对日本国家大政小策产生着或多或少的影响。
据日本史书记载，安倍晴明“初从贺茂忠行及其子保宪，学阴阳推算之术，役使识神，解天文、晓杂占，奇中如神。”也就是说，在他们眼中，安倍晴明是一个无所不能的神人。当然，此时年方三十岁的安倍晴明还是一名无人知晓的小人物。
村上天皇一看这些此前争执不下的大臣们都变得有些畏惧，便挥笔定论：着安倍晴明代表日本赴南唐学习，观察后再论及与南唐交往一事。
一直闷在客栈内的康仁杰等人自然不知道日本朝堂上发生的这一切。直至五月二十六日上午，面上挂着一丝红晕的张娇从客栈前面走了进来，向光着膀子正与一帮兄弟们练武的康仁杰说了一句奇怪的话：“外面来了一个日本和尚，要求见咱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