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十六日，杰出的抗清将领、威震关外的蓟辽督师袁崇焕被磔于市，含冤于九泉。当时加给袁崇焕的罪名，除了“阴主和议，通敌胁款”外，还有所谓“专戮大帅”一条。大帅者，就是明朝驻守皮岛的东江总兵毛文龙。关于“私通后金”的问题，由于清修《明史》公开了皇太极设间的秘密，终使真相大白；但“擅戮大帅”一事却仍然是非不分，曲直未辨，传闻失实之词，见诸明清之际重要史籍者，比比皆是。为了便于辨析，不妨把其中重要者引述于下：《崇祯实录》载：“崇焕自出都门至宁远，专主款，于宁远捷后，即令番僧往清军中唁问，意欲议和，会罢归未就。迨再出，陛见许上五年复辽，既而惧上责效，欲复修款议，恶文龙扰之，乃决计斩文龙。”[1]《明史纪事本末》载：“天启间，崇焕抚辽东，遣喇嘛僧镏南木座往建州主款，会罢归末就。至是再出，无以塞五年平辽之命，乃复为讲款计。建州曰：”果尔，其以文龙头来‘。崇焕信之，且恐文龙泄其款计“，”身入岛诱杀之“，”其罪在擅杀致敌。“[2]《明季北略》载：”先是降将李永芳献策于大清主曰：兵入中国，恐文龙截后，须通书崇焕，使杀文龙，佯许还辽。大清主从之。崇焕答书密允，复以告病回籍，乃寝。至是再任，思杀文龙，则辽可得“。”崇祯元年，大清朝五王、六王及刘爱塔，率兵二万，自镇江至，欲报义州之役。文龙以八千人与部下十将御之，爱塔以四百骑战败，降文龙。大清因是密通书崇焕，订前约，图文龙，崇焕信之“。
“崇焕捏十二罪，矫制杀文龙，与秦桧以十二金牌矫诏杀武穆古今一辙。”[3]《国榷》载：“建虏以（文龙）扼其背，甚忌之，阴通款崇焕，求杀文龙，而崇焕中其计不觉也，惜哉”。“袁氏便宜从事，天下闻之，诧为奇举，居亡何而郊原暴骨者如莽。袁氏身膺不道之罚，则杀岛帅适所以自杀也。才非周公，使骄且吝，又中建虏之诱，杀其所忌，能毋败乎！”[4]《明史。袁崇焕传》虽然对袁氏“私通后金，劲敌胁款”，一事作了澄清，但对诛毛文龙则仍称“妄杀”，且说：“然岛弁失主帅，心渐携，益不可用，其后致有叛去者。”[5]总之，诸书记载，众口一词，似乎袁崇焕之诛毛文龙，非罪即过。明末以来这一传统观点，至今仍有相当的影响，有些学者就认为：“毛文龙是著名抗清将领”，“袁崇焕一生最大的错误是火并据守东江的另一支抗清部队”，“袁崇焕杀毛文龙极其不得人心”，使“后金彻底解除了后顾之忧”，“皇太极在毛文龙被杀后四个多月，亲自领兵长驱进关，安然转战北京周围达半年之久，这是从前不可能发生的事。”[6]由此看来，袁崇焕之诛毛文龙，到底是功？是罪？是过？值得一辨。本文拟就此作些辨析，不对之处，请批评指正。
一、关于袁崇焕之议款
袁崇焕之杀毛文龙，是为了向后金求款，用以“塞五年平辽之命”吗？后金曾提出过以杀毛文龙作为讲款的条件吗？袁崇焕果真是害怕毛文龙“泄其款计”，必须除之而后快吗？事实的回答是否定的。
这些问题的核心，不外乎是一个“款”字。不错，袁崇焕自出镇关外，的确提出过一些议款的主张，其后也进行过一些议款的活动，他自己从来不隐讳这一点，并且声称；议款是他的复辽战略的组成部分。如崇祯元年七月，他在被召见平台，作出“五年全辽可复”的承诺的同时，就当面向崇祯帝讲过这一战略：“恢复之计，不外臣昔年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之说。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7]所以问题不在于袁崇焕有无议款，而在于我们对袁氏之议款是否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在这里有几点应该指出：第一，袁崇焕之议款，是光明正大的，他敢于对皇帝讲，敢于对枢臣讲，敢于拿到廷上和群臣力争，甚至为此而遭压制、遭罢官也在所不惜。而毛文龙在当时只不过是镇守边岛的总兵，其权位当在袁崇焕之下，根本不存在所谓“恐文龙泄其款计”的问题。
第二，袁崇焕之议款，绝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阴谋、勾当。历次议款情况，均随时禀之朝上；崇焕亦先后接到“骄则速遣之，驯则徐间之，无厌之求毋轻许，有备之迹须使明知。”[8]以及“侵地当谕令还，叛人令献”[9]等明旨，袁崇焕在款议中均-一加以贯彻。这些情况，在《东华录》等史籍中都有反映，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袁崇焕与后金之间另外还有什么密书、密约，更无所谓以杀文龙作为讲款、还辽的条件。如果有的话，在明亡之后当会公诸于世，就象公开皇太极设间的秘密、及其后公开《毛文龙书简》一样。同时，乾隆帝对于自己祖宗的历史，当然不会毫无所知，他也不致于糊涂到把“通敌”之臣树作忠于职守的标兵，发出了“袁崇焕督师蓟辽，尚能忠于所事，而其时主暗政昏，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悯恻”[10]的上谕。由此可见，所谓以杀毛文龙作为讲款条件的说法，只不过是以袁崇焕“私通后金”为前提的，是这一罪名的追索和引申，当时主此说者，有出自阉党的诬陷，也有误信失实之传闻，但不管是哪一种情况，此事之属于虚乌有，是不言自明的。
第三，袁崇焕之仪款是有原则的，即以有利于明朝的战守大局为出发点，它和那种丧权辱国的屈膝投降有着本质的区别，两者绝不应混为一谈。如天启六年八月，袁崇焕曾藉努尔哈赤去世之机，遣李喇嘛等前往吊丧，并申款议，诸史对此多持非议，但考诸事实，袁崇焕遣使的目的却是很清楚的：“往侦其虚实，一也；因离间其诸子及种人上下，二也；且谕其毋仍前作难，束手归命，三也。”[11]证诸于清人记载，蒋氏《东华录》说是“因窥我情形；”[12]魏源《圣武记》则说是“将觇我虚实，”[13]这说明袁氏之遣使，是从属于进一步巩固宁锦战守的。再证诸于双方往来书简，袁书除提到：“知汗之渐渐恭顺天朝，而息兵戈”等语外，还明确地提出了“今若修好，城池地方作何退出？官民男妇作何送还”[14]的要求；皇太极在回书中则指责崇焕要求退地还民，是“不愿讲和，有意激我之怒。”[15]可见袁崇焕从议款开始，即坚持有利于我的原则，并无任何出格之举。
第四，袁崇焕之议款，只是他实现战守大计的辅助手段。在他的复辽战略中，战、守、和三者的地位不是平列的，它们之间的主从关系是十分清楚的。因此，所谓崇焕“专主款”之说，显然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其实，袁崇焕的复辽战略，是从实际情况出发的，在此之前，明之东北战事连遭败绩，辽沈俱陷，锦州、大小凌河四十余城尽降，就关外局势而言，可说是“敌强我弱”，当时挽救危局的关键在于“守而后战”、“以守促战”。袁崇焕的杰出之处，就在于他能认清严峻的形势，面对现实，从战略上正确处理战、守、和的关系。天启二年，他在出关赴任前夕，曾会见“听勘在都”的熊廷弼，“廷弼问操何策以往，曰：主守而后战。廷弼跃然喜。”[16]其后，他在《辽事治标治本疏》中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彼之远来，利速战，能战之兵，又利得战。臣只一味死守，令至无得而与我战，便自困之，惟困之乃得而与图之”，“盖日计不足，月计有余；月计不足，岁计有余。战则不足，守则有余；夺既有余，战无不足。不必侈言恢复，而辽无不复；不必急言平敌，而敌无不平，即以下手之日为结局之日可也。”[17]宁锦先后大捷的事实证明，袁崇焕的“守而后战”是正确的、成功的。对此，后金也不得不承认：“我大清举兵，所向无不摧破，诸将罔敢议战守，议战守自崇焕始。”[18]至于战守之外再加上议款，用崇焕的话来说，就是“敌以款愚我，我亦以款愚之也”，“款之为言缓也，所以缓彼而急我也”[19]象锦州、中左、大凌三城之修筑，就是一例，“敌知，则三城已完，战守又在关门四百里外，金汤益固矣。”[20]难怪皇太极复书诘责说：“尔口言修好，乃发哨卒入我境，收纳逃亡，修葺城堡，是尔言之不由中也。”[21]这种议款既有利于我，何乐不为，又何罪之有？！
第五，诸史曾指责袁崇焕提出“五年平辽”，只不过是“聊慰上意”的、毫无把握的诺言，最后不得不为讲款而擅杀毛文龙。但从上面提到的情况看，袁崇焕对于辽事是心中有数的，他前后两次出关，都是按既定方略埋头苦干，即使是在诸多掣肘的情况下，仍然干出了越来越显著的成效。程本直在《漩声纪》中有一段话说得好：“崇焕自任复辽者五年也。戊辰之秋，己巳之冬，仅期也。……复辽而必以兵与马也，辽之兵业何如兵，辽之马业何如马也，即敌之避辽而趋蓟也，复避蓟而趋京也。敌之畏辽之兵之马也，昭然也。浸假而进乎五年也，其兵其马当复何如也。……崇焕不必若是其亟亟也”。梁启超也曾评论说：“使督师能久其位而行其志，其成就亦安止此。”[22]我认为这些分析与评论是中肯的。所谓袁崇焕为讲款而擅杀大帅的说法，是缺乏事实根据的，因而是经不起推敲的。
二、关于毛文龙的“抗清”
有些学者之所以对袁崇焕斩帅持否定的态度，无非是说毛文龙开辟东江、牵制后金有功。下面，仅就这两点作些辨析。
天启元年八月，毛文龙乘虚袭据东江，这对抗清是利是弊？当时就很有争议。辽抚王化贞、本兵张鹤鸣对此诩为奇功，大事张扬；而辽东经略熊廷弼则认为：“三方兵力未集，文龙发之太早，乱三方并进之谋，误属国联络之计，”[23]责之为奇祸；首辅叶向高则说：“功虽难言，罪于何有？”[24]其实，叶是化贞座主，他的话明似折中，实暗右化贞。因为熊廷弼在复任经略之初，即上“三方布置之策”：广宁用马步兵，列垒河上，以辍奴兵；天津、登莱各置舟师，乘虚入南卫，使奴兵反顾；经略座镇山海，节制三方，统一调度，[25]接着又上疏：“三方建置，须联络朝鲜，……我兵与丽兵相倚，与登莱音息时通，斯于援助有济。”[26]这些决策均已禀明朝上，获得允准，叶、张、王等人对此当然是清楚的。熊廷弼为此还专门警戒过王化贞，勿轻战示瑕，待各方布置就绪，“一举复辽”。然而，正当熊廷弼与所司筹议兵饷之际，毛文龙却在“朝鲜联络未成，江淮召募未旋，水兵望洋未渡，千里孤悬，鞭难及腹”[27]的情况下，奉王化贞之命，抢先袭取镇江。当时河南道御史何荐可就指斥此役“如小儿做戏”。不管毛文龙在主观上是否意识到这一点，它在实际上破坏了熊廷弼的“三方布置之策”，这是无庸置疑的。事后，王化贞曾扬言：“不必筹登莱水师也，有皮岛毛文龙在，”[28]其针对性也是很清楚的。难怪熊廷弼愤愤不平地上疏陈说：“臣初三方布置，必兵马器械舟车蒭茭无一不备，而后尅期齐举，进足战，退亦足守。今临事中乱，枢臣主谋于中，抚臣决策于外”，“臣有经略名而无其实，辽左事听枢臣抚臣共为之。”[29]熊氏的斗争矛头，虽说是指向张鹤鸣、王化贞，但毛文龙对于这一事件是难辞其咎的；对其后王化贞的广宁师溃也不无影响。由此可见，毛文龙的东江之役，对当时整个抗清战局来说，是弊而不是利，是过而不是功。
其次，关于毛文龙在东江牵制后金的问题，看来也应该打上个问号。《明史》就曾经明确指出：“顾文龙所居东江，形势虽足牵制，其人本无大略，往辄败衄。”[30]这种只肯定东江其地而否定文龙其人的分析，我认为是相当辩证的和客观的。事实上朝中确有不少官员，早已对毛文龙的牵制作用表示怀疑，并不断提出质问。天启六年，兵科薛国观就指出过：“今岁正月，敌倾巢入犯，虽稍挫凶锋，而攻围屠掠逍遥内地者直二十余日，迨班师而东，操演沈阳，复图再至，文龙一似不知有牵制者。”[31]崇祯元年，兵部尚书阎鸣泰也认为文龙之牵制，“终属虚着”，从而提出了移镇的动议。[32]工科给事中潘士闻更指劾毛文龙说：“故智将动有成算，勇将所向无敌，未有翱翔海上八年，未复一城一池而可以言智；敌来深慝穷岛，敌去仍言牵制而可以言勇。”[33]山东总兵杨国栋曾列举文龙十大罪，其中第二条是：“设文龙于海外，原为牵制不敢西向也，数次过河，屡犯宁锦，全不知觉，牵制安在？！”[34]如果说，对明朝官员上述弹劾疑有党争成见的话；那么，十分熟悉毛文龙内情的朝鲜，他们的看法当可作为佐证。早在文龙入据东江不久，朝鲜备边司即上启说：“毛将所为，不思甚矣。贼冲宣川，不过数百骑，曾不发一只箭，骈首就戮，有同群羊之见猛虎，其无胆勇，据此可想。为今计莫若藏踪秘迹，使虏不得窥觇去留。”[35]当时毛文龙连藏身之所尚且不得安稳，那里谈得上牵制。其后的情况，也并不见得有什么根本的好转，天启三年六月，柳公亮自毛营还，向朝鲜国王李倧汇报说：“以其兵力观之，似无剿胡之势。张晚去时结阵以见之，而军皆疲劣。虽或见小利而动，恐难举大事耳。”[36]直到文龙被诛的崇祯二年，特进官李景稷仍然说：“毛之军势疲甚，其意只欲安座岛中，享其富贵而已。”[37]所以《李朝实录》对毛文龙开镇八年总的评价是：“蛰居孤岛，徒事张皇，”[38]“今则徒享富贵，无意进取。识者皆忧其终不利于中原，而为我国之深患。”[39]谈迁撰《国榷》，对于“斩帅”是持非议的；然对文龙的所谓牵制，却不敢恭维，他说：“将东江偏隅果足慑建虏之魄乎？曰：非也！皮岛去建虏较远，牵制本影响，而建虏善疑，得略为瞻顾，或未即决计而南响也”。他还特地引用姜曰广的话说：“其言牵制，非也，鞭长不及马腹也。……东江之师，非荒忽苑在，胡马久蹴之，同铁山尽矣。”[40]即使是后来以“擅杀大帅”的罪名，参与迫害袁崇焕的王永光，也曾不得不承认：“海外之师为牵制也，有须弥岛之退，又有攻掠海州之报，以牵奴者而牵于奴，文龙伎俩已穷。”[41]由此可见，毛文龙的“牵制”，只不过是有名无实的虚套罢了。
三、关于毛文龙是否当杀
袁崇焕之诛毛文龙，到底是功、是罪、是过？最关键的问题，当然是在于毛文龙是否当杀。大量事实证明，文龙自据有东江后，独霸一方，骄横跋扈，其后更背着朝廷，一再进行通敌叛降活动。袁崇焕在斩毛文龙时所宣布的十二大罪，并非什么凭空捏造或随意上纲，而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下面，准备择其中之主要者，略作考辨。
罪之一：“专制一方，军马钱粮不受核。”毛文龙自称拥兵二千余万。[42]朝中对此极表怀疑，天启六年，姜曰广、王梦尹奉诏出使朝鲜，准备到毛营阅视，毛文龙却口出悖言说：“阅不阅在我。不惟阅不阅在我，并他去不去亦不由他也。”[43]姜、王回朝后疏言：“文龙兵册十五万，能用者只二三万；”[44]登莱道王廷试则额定为二万八千人，[45]两者的意见是大体相同的，但毛文龙对此却大为不满。对于这一点，《国榷》也承认：文龙“渐骄恣，所上事多浮夸，索饷又过多，岁百二十万，兵二十万，朝论多疑而厌之，以身握重兵，又居海岛，莫能难也。”[46]朝鲜方面也曾指责说：“毛都督欲使我国称颂其功，虚张军兵之数云，无理甚矣。”[47]由此可见，毛文龙之不受节制，当是事实。有些学者引《崇祯二年六月蓟辽督师题本》曾经提到：毛文龙“毅然愿编营伍受节制”一语，认为文龙“既然有所转变，何必吹毛求疵非杀不可。”[48]但考诸《题本》，此语只不过是叙述事件之发展过程，紧接此语之后，即有“（袁）曰：营伍定，则年终必行甄别，祖宗自有法度，不得假也。文龙于是悔其言之失，私对副将张翥曰：我姑以此了督师之意，其实营制难，我只管包完东事便了。臣于是悉其狼子野心，终不可制”等语，这分明是揭露毛文龙在督师面前耍手腕，怎能说是毛文龙已“有所转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