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政治斗争方式，就是如此，由言官或某人发起弹劾，然后其它的各路人马跟进，落井下石，对事情进行定论，一切都在朝堂之上对决。
而不像米柱所认知的，一切都在台底之下完成，所有的血雨腥风，刀光剑影尽在不动声色之间完成，摆出台面时，己是盖棺定论的阶段。
大明朝的建立，来源于一个无所依傍的独立武装力量，从未凭借于任何一个阶层或集团。朱元璋作为这个集团的首领，拥有至高无上和毋庸置疑的权力和权威。这使得他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设想，为子孙后代创制一套迥异前人的自家特色制度，为此杀再多的人、作再多的恶也不在话下。
大明朝制度为历代政治制度史之一大转捩点，这是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朱元璋建立大明朝，在制度上自我作古。
明制的独特其一就是：废除丞相制度，大幅调整官制，君主集权和中央集权均空前加剧。
其二，创设严格的社会管制，建立仿古卫所制，对江南课以重税，限制海上贸易，使明初社会呈现一派古朴面貌。
其三，于思想文化领域增强控制，以刑杀法律立国，重武轻文，使肃杀、恐怖气氛弥漫明初，但也使人心稳定，空前强大。
朱元璋几乎是凭着一己之力，口含天宪，乾纲独断，创设了洪武制度，这些制度反映了朱元璋本人的治国理念，却未必符合合理施政的需要，未必尽符合后来嗣君的统治。
朱元璋废丞相，实现他个人集中权力的愿望，却不能一个人负其繁重的政务，于是只能设立四辅官、大学士，以分担皇帝责任，到后代终于演化为内阁制，实现了对丞相制度的部分回转。
大明朝的官员敢于直谏皇帝，敢于用礼仪道德束缚皇帝，对皇帝形成了制肘，所以他们能争取到越来越多的权力。
而皇帝不可能说一个人就能管理全国的政务，所以需要依赖内阁和六部大臣来帮助自己具体的执行行政权力，这也不是什么皇帝昏庸造成的，而是皇帝实事求是的需要依赖大臣们给自己做参谋。
所以大明朝大臣的权力进一步扩大.如在景泰时，景泰皇帝依赖于谦，天顺时，英宗依赖李贤。
到了弘治以后，情况就已经是明朝皇帝没有办法控制的了，皇帝已经变成了权力的来源和象征，但他们做任何的事情都已经没有办法自由，比如正德皇帝要南巡，权力意识大增的大臣们全体反对，嘉靖的大礼仪事件，万历的国本之争，此时，明朝的皇帝们已经变成了退居幕后的国家最高统治者，但是行政权已经几乎完全的落在了内阁和六部的手里。
这也不是皇帝昏庸和懒惰造成的，明朝中期的很多皇帝们都因为要权力和大臣们进行过殊死的斗争，皇帝是权力的来源，他可以给人权力也可以剥夺权力，并且掌握人的生死，这是他唯一可以威胁大臣的地方。
但是偏偏明朝的大臣不怕死.而皇帝撤换了一个大臣，会有更多的大臣站出来维护这个集体的权力，所以皇帝也苦于要不回自己作为统治者的行政权力，只能逐渐的退居深宫，做最高的决议人，而所谓廷议这种事情已经不太需要皇帝的参加了，如同后世的米帝的国会，总统完全可以不来，一点影响也没有。
这也是后世说大明朝君主立宪制的原因，没有到这地步，但也差不多，只是国家权力被一群死读书，读死书的人所掌握，他们也没有能力将国家领导往好的方向，而是大肆挥霍，花式作死，在死亡的路上狂奔，最后亡于流寇，亡于一个小小的建奴。
当然，他们是有可能转变成君主立宪制，只是失败了，在转变的过程中失败了，也将国家带入了深渊。
大明朝的政治制度，决定了它的斗争方式，所有的对决必须在朝堂之上，并不是他们迂腐愚蠢，而是游戏就必须这么的玩。
正常来说，这没有毛病，但是遇到米柱这个喜欢开挂的，不按游戏规则出牌的人，问题就大，后果就严重了。
匿丧后，刘一燝一直心绪不宁，神不守舍，他看见在早朝前，米柱与袁应泰在小谈，然后米柱将一个折子交给了袁应泰，然后扬长而去，袁应泰则是脸色难看，呆在当地。
刘一燝立即又担忧了，此时者，他就是怕都察院的御史们，就怕对方拆穿他的丑事，令他在朝廷之中，没有立足之地，还身败名裂，袁应泰此人，一根筋的人，逮谁咬谁。
米柱则是看不看对方一眼，擦身而过，以前，他们至少保持了表面的客气，相互问好，现在是这些假惺惺的虚应故事都没有了。
大臣们鱼贯上朝，文臣以叶向高为首，刘一燝次之，孙承宗仨之，其实现在谁都知道，这孙承宗权力以叶向高还大。然后是魏广微、熊廷弼、袁应泰等尚书。
对面以英国公张惟贤为首，米礼义次之，然后是米柱，戚金、孔德兴、徐光启、许显纯、贺世贤、毛文龙等首次上朝，他们显得有些紧张，局促不安。
皇帝升座后，太监尖声道：“有事启奏，无事退朝。”
米柱立即向袁应泰望去，正巧袁应泰也望来，他打了一个冷颤，耳边响起了对方冷厉的话：“总宪若不上奏，便由下官代劳，但必定追究大人失察之过，包庇之罪！”他望了刘一燝一眼，低下了头，越众而出，高声道：“臣有本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