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蒙古大军将白城重重围困，密不透风，放眼望去，漫山遍野，尽是蒙古包，光是这气势，就可以吓死许多人。
这也是达延汗一统草原之后，少有的大场面，四大部落貌合神离，但这确是聚在一起了，这是百年以来，少有的大场面了。
相信这一战之后，将会改变草原的格局。
这几十年来，天气不好，粮食一直在减产，粮食的紧张又加大了地区的冲突。
唐帝国灭亡之后，天下角逐的中心转至东北亚地区，谁控制了这片区域，谁人就可以号令天下，几百年来，中原、草原和东北亚山林间的冲突就时断时续。到了现在己是十七世纪，三方文明的政权也依然没有摆脱中世纪束缚，并在相杀相爱中又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的长期对抗。
无论朱家天子的京畿核心，还是满蒙贵族的直属领地，都位于大陆的东北方区域，这种同一片天空下的厮杀，也足以说明各方的严重对立情绪和相互影响。
现在的大明、蒙古、建奴三方实际都建立在蒙古帝国的废墟之上。
大明尽管国力持续衰退，但大明朝在此时却丝毫没有显出任何疲态，许多人还认为大明帝国其实还沐浴在中兴气象当中，自从隆庆开海后，澳门留居地的建立与月港-厦门的主动开放，都将海量白银输入内地，从未有过如此巨款的明朝，也得以继续依靠募兵制强化军力，并在万历时代熬过著名的三大征战事。
对比更早之前的百年萎靡，这些军事行动大都有大明主动出击的意味，显然可以归结于大航海时代与近代全球化进程创造的时代红利，一直对外保持过分警惕的中原帝国，在白花花的银子其实是没有多少抵抗力。
对外极度抗拒的明朝最终还是要靠贸易获得财富。
然而，进入新世代的明朝在结构上却是严重滞后的，抛开重农抑商与独尊儒术不谈，只从帝国的整体战略布局来看，就能发现其与时代风貌的严重脱节。由朱棣钦定的都城北京，实际上是源自传统农牧产业带间的要塞城市，帝国的核心居于此地，就势必远离南方的经济中心和海洋贸易。
同时，还需要为日益沉重的边境负担花钱。漫长的补给距离，也让大运河之类的动脉显得功率不足。皇帝除了需要紧盯南方的漕运时刻表，还必定时刻谨防北面的蒙古势力。
不产粮的京师本身非常依赖南方的田赋供给。
作为漠南蒙古的最后强权，本部居于察哈尔的林丹汗是一直身处多方重围，由于历史原因，他必须以共主头衔去尝试重新整合草原地区。但长期和中亚关系密切的漠西蒙古人，并不顺从这位需要向明朝祈求贸易的所谓大汗。受此影响，漠北与河套附近的其他小型部族，也会是在名义上对其进行尊奉。让心比天高的他也只能依靠察哈尔一隅做新的文章。
从隆庆开关起，明蒙关系有了很大缓和，中断多年的正常贸易也同步恢复。但仅仅依靠板升城一地的有限关系，无法支持蒙古人的复兴帝国梦。白银和其硬通货的物流，首先起始于南部海岸，然后才由大运河缓缓北上。等最后送抵草原商队手上，早已耗费大半而价格高昂。这种看似有利于明朝的上下游差异，却是在继续供养林丹汗势力的同时，让其继续被定格在原先位置。
也就是说，即便没有朱棣的祖训影响，明朝也不敢轻易调整战略体位。否则就可能放任蒙古骑兵再次南下，或是让幽云地区的非中央系军队做大。
明蒙古间的冲突因其核心都处于资源匮乏状态之中。
此外，东北亚的满洲势力也完成了漫长复兴，同时压迫着明朝和蒙古双方。在昔日的蒙古大扩张时期，满洲遭到近乎底朝天的严重破坏。但随着大部分蒙古边缘势力的崩溃，本地人口的重新发展也在必然填补掉权力真空。明朝的士大夫不会忘记鲜卑和辽金带来的恐怖回忆，蒙古贵族也不可能对自己的东北亚起源是茫然无知。这就让他们几乎同时对新兴的第三方保持警觉，并一度被迫联手进行针对。
但是现在满州的建奴被收拾得听话了，大明帝国的铁锤，马上打到了蒙古身上。
察罕浩特的失陷，林丹汗的被擒，对于全蒙古人来说都是耻辱，所以西蒙古的大军马上来了，北喀尔喀的兵现在没有来，但他们迟早会来的。
马里卓图虽然做了名义上的大济农，但是他能直接指挥的军队，只有察哈尔七部的军队，即使是察哈尔七部的军队，也要与七大首领商量着来。
至于其它各部，根本就不鸟他这个大济农，除了向他要粮草之外，连话都赖得说，白城之战打赢后，必定又有一番龙争虎斗，那时才是真正决定，谁人当大佬之时。
在这种情况下，就没有办法进行什么配合作战了，他们各自划好了进攻区城，限时进击。
卫特拉部是独攻北门，就是攻南边的科尔沁、土默特、察哈尔等也是各自作战，南门是土默特部攻击，因为他们人多，棋盘山阵地由科尔沁部进攻，嘎巴山由察哈尔部进攻，他们相约，四部同时进攻，会师察罕浩特王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