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大明现在最大的敌人是后金八旗军，他们的骑兵战法是以快速迅猛而著称，一击不中，他们可以快速遁逃。我大明火器的确厉害，但是火器如何能轮番射击终日不停？如果处理不好，快速移动的敌骑兵就会逼近车营，捣毁车厢，打散阵营。对于这一点，朕甚为忧虑？”
“回陛下，刚才的阵法演练就是臣的回答。克敌制胜需要车兵、步兵和骑兵，并相互配合使用。防御敌骑用车，保卫战车用步；车以步兵为用，步兵以有战车防卫而加强；骑兵则乘势出奇制胜。这种车步骑营，一则可以束部伍，二则可以为营壁，三则可以代甲胄，形成有足之城，不秣之马。行则为阵，止则为营，以车为正，以骑为奇，进可攻，退可守步骑迭用，出奇无穷。”
“朕明白了，车步骑营要想能成为真正能攻能守的好营阵，关键是训练。你们的训练成果朕看到了，说实话还不错。但是这样的战斗集体，对于将领来说，指挥起来非常复杂。就比如说，车营中的骑兵何时出车杀敌？出击早了，敌骑未到，容易受敌弓箭杀伤。出击晚了，敌骑逃远了，即使能追上，敌人也有重整旗鼓的机会，与其作战同样不利。战斗时形势瞬息变化，掌握时机是最重要的。”
“陛下真是有真知灼见，臣愿加紧练习，早日为圣上扫清东虏。”孙承宗说道。
“朕只是点出了这个问题，具体的事务还要你们文官武将们多多费心。朕刚才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不组建大规模的骑兵部队？”
“回陛下，没有马。”
马是古代战争中不可缺少的。明成祖朱棣曾说：“古至掌兵政谓之司马；问国君之富，数马以对。”永乐年间，朱棣为了增加军马的数量，他要求北方地区民间养马，五个人要养一匹马，屯田军户每人养一匹马，这就造成了马匹数量的大幅度增加，为永乐年间的开疆拓土、以骑制骑做好了准备。当然了，养马数额的巨大，也给养马的丁夫和军士带来沉重的负担。这种制度并没有可持续性。
编民养马是明代的苛政。马户承受着繁重赋役盘剥。喂养、赔赏点验、印烙、起解以及官吏勒索，像条条绳索紧紧地捆绑在广大马户的身上。
不少地区地碱水咸，草木不服，说是能养马实际不能产驹。交上去的马还要经过层次检验，不合格的马匹还要罚款。最后造成的结果就是民劳而马耗，交马的费用远远超过养马的费用。管马官员胥吏扰民时有发生，连管马官员家庭费用都要由马户承担，造成了大量马户的破产。
北直隶曾经发生过刘六刘七的农民起义，原因就在于马户的苛政。刘六和刘七最初是土匪，被称为“响马盗”，在破产马户的积极支持下，他们后来发动了前后持续三年的起义。所以民户养马并不可取，但是这样的苛政并没有被取消，它还在继续实行。
养马最需要的是广阔的草场，成化年间大学士邱浚认为：“战马为国家所重，草场乃战马所资。”草场与马之重要性，是合而不分的。
明代的牧马草场大体分为三个部分：一种是归属于南北太仆寺放牧之草场；一种是在京各营卫之放牧草场；另一种则是各边草场。这三部分草场总计大约有六十万顷左右。中叶后由于北方各类庄田的大量出现，土地兼并日益激烈，因而牧马草场的面积亦随之削减，明政府所拥有的战马数目亦急剧下降，造成了明中叶时在与蒙古作战时的不利局面。北直隶的草场基本在皇帝的掌握中，而对于明朝廷最重要的陕西草场则渐渐失去了控制。
陕西是明朝的重要养马地区，又处于与蒙古对峙的前沿阵地。明太祖朱元璋在陕西设立茶马市，用茶叶跟蒙古部落换马匹，同时严禁商贩将私茶出境。明成祖朱棣在陕西设置苑马寺六监二十四苑，草场有十三万三千七百七十七顷有奇，能养十几万匹马。
一开始明代陕西的这种茶马市以及苑马寺养马，基本上还能达到随用随足。明太祖朱元璋曾说：“用陕西汉中的三百万斤茶叶，可以换得三万匹马。”但是到明中叶以后，陕西苑马寺所拥有的马匹则日益减少，牧马草场亦日益紧缩，使得这一地区的马政濒于崩溃状态。
草场及马匹数目出现大幅度减少，有多方面的原因：第一，私贩茶马者多。许多人用私茶贩卖为利，朝廷能购买的番马自然减少。第二，蒙古的不断骚扰抢掠。苑马寺的草场离城池极远，离得近的草场也不下三十里地。蒙古有一段时间岁岁入侵，如入无人之境；杀戮人民，如杀狐兔；驱逐丁口，如驱牛羊。明军马匹多被蒙古人抢走。第三，王府勋戚及军官占夺草场为庄田，或被军人开种盗卖，草场日益狭窄，马数减少。
孙承宗讲了一大堆关于马政的历史遗留问题，就是想告诉皇帝一件事，没有足够的马匹组建大规模的骑兵部队。朱由校听得头很大。孙老师讲得深入浅出并不复杂，让天子头大的是现在这个急需优秀战马的艰难处境。他不仅埋怨内阁首辅：“先生，战马短缺这么要紧的事，为何不及早告诉朕呢？”
“臣也是最近这几个月，四处派人探寻优良马匹而不得，才调查出这个恶劣事实。”孙承宗不好意思地回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