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侃侃而谈：“什么是格物致知？就是探究天地之间诸多事物何以存在、有何用处、彼此结合又能如何？所以求知者，务得亲自去实践验证，致使穷究事理，这便是‘格物’。而后将其归纳总结，获得新知，此即所谓‘致知’。”
马钧半张着嘴，全然没想过‘格物致知’能这么解释，这可跟太学明经科的《礼记》博士所说的不一样啊。不仅是马钧，就连皇甫郦与毋丘兴的神色都是惊异万分，反倒是刘琬两手紧握于胸前，一副深以为然的样子。
在皇帝的解释中，‘格物致知’就是指是主体对客体有目的、有意识的实践改造活动，人必须要有实事求是的探究与科研精神，而不应该唯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
“可、可是，郑公有、有注称，‘格，来也。物，犹事也’。”马钧曾在郑玄来太学论战时顺便‘谈经’的时候，蹭过几次课，对这一节记忆犹新。在认真讨论经义的时候，他倒是能一口气说出话来了：“格物致知，莫不是说‘知于善深则来善物，知于恶深则来恶物’么？”
格物致知是最难解释的一个儒家重要概念，也是儒家专门研究‘物之理’的认识论、方法论。
在皇帝看来，郑玄的解释是错的，不仅如此，就像带队一样，他这个领头的前人走错了路，后世为其影响的学者也跟着走上歪路，将格物致知的解释发展成‘穷究事物道理，致使自心知通天理’，往‘良知’、‘天理’这种道德层面上去了。完全偏离了皇帝所认为的主旨，也影响了中国上千年知识分子对待科学研究的态度。
“《大学》中所言‘物格而后知至’，是先有物，后有知。而郑君却将‘致知’置于‘格物’之前，说成了先有知，后有物，这岂非是因果颠倒、有悖于经义？”皇帝直言不讳的指出郑玄的错误，断然说道：“是故郑君所言，在这里是错的。”
错的？
郑玄乃当世数一数二的大儒，治学严谨、博学多才，不仅学贯古今经学，而且还融会贯通，隐然有自成一派宗师的趋势，天下绝大多数士子，无不将其在经书上的所注所解奉为圭臬。可这样一个硕儒对《礼记·大学》的解释，居然直接被皇帝认定为是错的。
如果在场有郑氏门生，即便对方是皇帝，也得跳起来跟抗辩维护几句。
然而此时在场的并没有人敢说这种话。
众人都被皇帝的那番话陷入到深深的思索中去了，刘琬等人尚且好些，虽然震惊，但也沉得下心来，他们毕竟已经成年，具有成熟的思辨能力。毕竟儒家经书讲究的是微言大义，短短几个字，谁都能解释出一套道理来，即便郑玄对这句话的解释是错的，那也不代表皇帝的解释是对的。
在讲求道德的当下，皇帝对格物致知的解释虽然新奇，但并没有彻底动摇众人的理念。
反倒是王辅与马钧这两个半大小子，世界观尚未成熟，像是还没有搭建好的房子，被皇帝一下子就给踹塌了。
马钧下意识的想辩驳，却又不知从何谈起，心里更是隐隐有一个声音再告诉他，皇帝说的是对的。无论文王演《易》、还是鲁班造锯，不都是上古圣贤通过对天地之间诸事物的探究，总结出来的经验道理？如果通过实践就能探求世间的道理、得授官爵，那自己何必捧书苦读？
仿佛有一条从未见过的宽阔大道出现在自己的眼前，那前途的光明冲破了自己多年以来抉择的痛苦与犹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