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回到莫斯科后才知道的。”布哈林点了点头，说道，“其实早在1932年，当几十万无家可归的儿童被饥饿驱使着涌入火车站和大城市的时候，斯大林就下了一道密令：凡在抢劫食品仓库和扒窃列车而被当场抓捕，以及染上花柳病的人，统统枪毙。这类处决都是秘密执行的。由于这种大规模的屠杀和另外一些‘行政措施’，在1934年夏天到来之前，流浪儿童问题。就已经按纯粹的斯大林方式解决了。”</p>
听到布哈林的回答，周冠笙不动声色的点了点头，示意他继续说下去。</p>
“也就是说，眼下的这一法令根本不是针对流浪儿童的，因为已经没有这个必要了。它要达到的完全是另一个目的，而且是很明显的，因为当时斯大林正在以刑讯逼供手段制服我们这些‘老战友’，以便把我们送上莫斯科的审判大会。”</p>
“我刚才已经已提到过，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曾一度满足过斯大林的复仇欲，在1935年的秘密审判中承认应对基洛夫凶杀案负‘道义上和政治上’的责任。但这只能救他们于一时。为了剪除他们二人以及党内的其他有功之臣，斯大林现在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明确无误地承认自己是阴谋杀害基洛夫的元凶，而且还想杀害他斯大林。为逼迫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承认这一罪行，而且是在审判大会上承认，就需要在这些人的内心里找到最脆弱、最敏感的突破点，从而决定使用相应的逼供手段。”</p>
“这个突破点现在终于找到了，那就是老布尔什维克们对自己儿孙们的眷恋之心。其实，这种株连子女的威胁已经在反对派首领们的身上使用过一次。但反对派首领当时都还不相信这种威胁，他们认为斯大林不敢公然的做出这样的事。可现在，一份刊载政府法令的报纸摆到了所有被关押的反对派分子面前。法令责成法庭对儿童动用刑法典上的全部条款，可以对儿童进行任何惩罚，包括判处其死刑。反对派首领们这下明白了，他们以前太小看斯大林了。他们的孩子的确有死亡的危险。就这样，新法令作为进行精神压迫和心理攻势的最有效的王牌，进入了斯大林的刑讯武库。我还可以告诉你们一件事，那就是中央书记尼古拉?叶若夫亲自下令：侦讯人员每次审讯时必须将这条法令的文本摆在审讯桌上。”</p>
“看样子我们也小看这位‘红沙皇’了。”周冠笙看了看“降龙”，说道，“他的手腕，比我们想象的要高明得多。”</p>
“典型的俄国式的暴君，但却并不明智。”水井冷笑着说道，“他无法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p>
“降龙”看了水井和周冠笙一眼，转头对布哈林说道：“您这一次到中国来，目的是什么？”</p>
“保住我的生命。”布哈林苦笑了一声，说道。</p>
“我希望能在中国，继续我的研究。”布哈林看到三个中国人眼中的惊讶之色，平静地说道，“我希望能在我的生命结束之前，将我所经历的一切写下来，给全世界留下真相。”</p>
布哈林说着，从衣服里取出一封信来，交给了“降龙”。</p>
“这是我的遗嘱。”布哈林接着说道，“我有预感，在中国，我哪怕有中国政府的保护，也不一定能躲过斯大林的屠刀，我希望在我去世后，中国政府能将这一切公诸与众。”</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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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难道不想和斯大林进行战斗吗？”周冠笙问道。</p>
“我反对斯大林，但不想成为反对俄国革命的工具。”布哈林迎上了周冠笙的目光，说道，“我坚信列宁的事业一定成功。”</p>
“明白了。”“降龙”站起身来，伸出手和布哈林握了握，“我会把您的要求报告上去，相信您在中国会得到良好的待遇，不管您是否会帮助我们。”</p>
“谢谢。”布哈林的眼中闪过一丝不易觉察的泪光，但还是被周冠笙看在了眼里。</p>
很快，布哈林的遗嘱便被送到了杨朔铭的手里。</p>
“……也许过不了多久，厄运便会加到我的头上，我想要在离开人世之前，对大家这样说，我不是在无产阶级的斧钺面前低下了我的头，无产阶级斧钺应该是无情的，但也应该是纯洁的。我是在万恶的斯大林的**机器面前低下了头，我感到无能为力，因为这台机器居然使用了中世纪的方法，它拥有无比强大的力量，有组织地炮制大量的流言蜚语。他们这些行动是非常果断而有信心的。”</p>
“现在捷尔任斯基已不在世，‘契卡’的优良传统已成为过去了。当时，革命的思想指导他们的一切行动，使他们对敌人无情，对付各种反革命，保卫了国家。所以‘契卡’机构受到特殊的信任。享有特殊的荣誉、威信和尊重。而现在，所谓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机构，就其多数人来说，是由无原则的、腐化的、物质上得到满足的官员组成的蜕化变质的组织。为了满足斯大林病态的怀疑心理和报复的**，为了追求奖章和荣誉，他们利用了‘契卡’原来的威信，进行最卑鄙的活动。而他们不懂得，他们同时也在消灭他们自己，因为历史是不能容忍卑劣行径的见证人继续存在的。这些‘万能的机构’能把任何中央委员、党员变为叛徒、恐怖分子、暗杀分子、间谍。如果斯大林对自己产生怀疑的话，那么这些机构也会立即找出证据来。”</p>
“乌云笼罩在我们党的头上。我的毫无罪恶的头，将会株连几千名无辜的人，因为斯大林要制造一个组织——布哈林的组织。而这个组织不但在今天，在我和党七年来没有任何分歧的情况下根本不存在，就是在右倾反对派时代，也从未有过。关于柳京和乌格拉诺夫的秘密组织，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和李可夫、托姆斯基一起，公开地说出了我们的观点。”</p>
“我从18岁起就在党内，我生活的目的，始终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和社惠主义的胜利而斗争，以一个神圣的名字命名的报纸《真理报》，却秉承了斯大林的旨意，刊登了卑鄙无耻的谎言，说什么我尼古拉?布哈林，企图消灭十月革命的成果，复辟资本主义。这是闻所未闻的无耻谎言。这个谎言按其卑鄙程度，按其对人民不负责的程度，只能和下面这样的谎言划等号，就是：现在发现，尼古拉?罗曼诺夫（指沙皇尼古拉二世）一辈子都反对资本主义、君主制度，为实现无产阶级革命而斗争。”</p>
“如果说在建设社惠主义的方法上，我不止一次犯过错误，我希望后代对我的批评不要严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们是第一次走向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在人们未曾走过的道路上。那个时代不一样，风尚也不同。那时《真理报》上辟有辩论专栏，大家在争论，寻找途径，不管观点如何不同，争论后大家会和好如初，继续共同前进。”</p>
“我向未来一代党的领导者们呼吁！历史赋予你们的使命，是把骇人听闻的各种罪行的一团乱麻解开，在这些可怕的日子里，这团乱麻越来越扩大，象火焰一样越燃烧越厉害，勒得我们党喘不过气来。”</p>
“我向所有的党员呼吁！在这些可能是我生命中的最后日子里，我坚信，经过历史的过滤器，早晚不可避免地将会把我头上的污秽冲掉。我从来没有当过叛徒，如果是为了列宁的生命，我会毫不动摇地献出自己的生命。我热爱基洛夫，没有做过什么反对斯大林的事情。我请求新的、年轻的和诚实的一代党的领导人，有一天能在党的全会上宣读我的这封信，宣布我无罪和恢复我的党籍。”</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