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见到家师还是去年四月的事情，当时他很高兴，说了很多的话。
但背后，师母拉着我的手，低声埋怨道：
“唉，今年春节你没来，他难过了好久。”
我默然，的确，从87年毕业始，这是我第一次没有在春节去拜望他，虽然，我是不得已。
“我这学生最特别了，在校时春节没来过一次，毕业了却年年不拉，哈哈，哈哈。”
对不起，师父，明年春节看来我又回不去了。
师父给我打的第一个作文分数只有六十分：
“你的这篇东西五脏俱全，乍一看没任何问题，却不是用心之作，所以只配这个分数。”
我偷偷吐了吐舌头：这老头，居然知道我的心思。
师父那时回校不过两年，名声却已经很大，据说很多年轻的老师都曾是他的学生。
他本来是教大学的，58年反右，他正讲析《兵车行》，不知是无意还是有心，说到“新鬼烦怨旧鬼哭”时反复吟诵了几遍，据说还叹了一口气，结果就因为这口气，被学生大义灭师，告成右派，发配到苏北农村，一去就是17年。
17年后，他回来了，教大学变成了教中学，他的脾气仿佛更大了些。
虽然脾气大，但他人缘却是甚好，从名流到校工，似乎都说得上话，甚至好多年后，苏北农村那些老乡还会跑到学校来，嘻嘻哈哈地和他聊上半天。
家师讲课几乎不持课本，内容更似乎完全与教程无关，而是自说自话的一大套，但他教过的班级总是成绩最好的，从高考分数直到五花八门的竞赛。
我的作文成绩也直线上升，家师常常把好的作文当众念一遍，我的最多，但分数往往并不是最高。
“你的字实在太难看了，所以每次我要先扣你五分。”毕业多年后的一个春节，家师端着酒杯，微醺着对我道。
家师的古文功底精湛，引经据典，口若悬河，耳濡目染，他的学生们都见怪不怪，慕名而来旁听的教委官儿们却是头疼不已。记得有一回公共课，正害眼病伏案打盹儿的我被家师用教鞭敲醒，懵懵懂懂地摸上讲台，将黑板上一篇长长的《逍遥游》句读完成，一笔不错，然后粉笔一扔，下台继续打盹儿。事后教委的老爷们在报上把我们师生的傲慢大肆抨击了一番，家师却为自己的这番杰作得意了十几年之久。
相处久了才知道，家师原先学的却是新闻，中学更是在日本学的财会，后来在上海当记者，骂国民党，很是恣意。师母每谈及他当年风度，眼中总是光彩异常。顺便说一句，师母原是大家闺秀，弹得一手好钢琴，按她自己话说，稀里糊涂嫁给了家师这个穷鬼，结果苦了大半辈子。
其实家师身材高大，风度翩翩，或长衫围巾，或西服革履，仪容甚是可观，依稀可以想见当年的风采。他虽习国学却甚开通，从京剧到流行歌曲，都能登台当众，唱得字正腔圆。99年春节，他酒后兴起，欲歌《在水一方》，却气虚不能终曲，只好由我代劳，四目相顾，不免黯然神伤。
师母和家师几十年来都互相以表字相称，幸福满足之感，溢乎言表，当初和小师妹每闻及此，都是相对一笑，心许不已，如今小师妹和我已隔大西洋而居，久不谋面，二老却依旧在南京的蜗居里，日复一日朝朝夕夕地互相呼唤着对方的表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