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我将远赴上海求学，那时尚无高铁，火车多是陈旧龟速的绿皮车，到上海至少得25个小时，于是父亲破天荒带我乘坐了人生第一趟航班。
我们委托楼下的“机票车票代购”买票，拿到薄薄一叠类似发票的单据，我将其放在手上，抚摸了许久，仿佛把玩一件宝贝。随后二叔驱车将我们送到汕头机场，这是一个小小的军用机场，只是暂做民用。
我们的飞机本来该在12点左右准时出发，父亲不清楚机上是否配餐，便带我在机场餐厅小吃一顿。说是餐厅，就是一个快餐简餐的柜台，台前放几张塑料椅，不过服务员倒有三四个，均是年轻漂亮，制服统一的女子，见惯路边摊阿姨的我，已感觉十分专业。
我见有小笼包，便请父亲点一份，于是父亲直接要了两个小笼包，随后问我：“还要不要喝点什么？”
餐牌上有茶和咖啡，我心想自己还没试过在餐厅喝咖啡，便小声问父亲能否来一杯？
父亲向来以“工人”自居，对吃不讲究，平日他在工场劳作，加班不回家时，就要五元一个，里头多是些廉价五花肉和卷心菜的泡沫饭盒，配20元一斤的粗茶。可对雇员却是慷慨，那时潮州私人工厂一个月休息多数只有1到3天，父亲也是如此规定，但他逢假必批、工资照发。因此总有不自觉的人三天两头请假，享受不亚于周末双休的待遇。父亲的同行劝他莫要如此，员工一旦松懈就难管了，但父亲对认定的东西素来固执己见，平日里觉得西餐都是垃圾食品的他，或许会说我想喝咖啡做作吧。
出乎意料，父亲爽快要了两杯咖啡。手脚麻利的服务员五分钟不到就送来了。小笼包一笼五个，吃着挺香，但待我到上海吃过小笼包后，便发觉机场的小笼包只是袖珍版的“肉包子”，面皮是远不及江浙小笼那般薄的，内中更无灌汤。至于咖啡，就是两杯约莫150毫升、用白色瓷杯装的黑色清咖，喝惯雀巢速溶咖啡的我，入口只能尝到中药般的苦味，但又不好意思反悔，便故作淡定咽下了。
饭罢结账，小笼包一笼20大洋，咖啡要80元一杯。
“什么，咖啡怎么要80元一杯！”父亲当即发作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