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船夺宝（1）
2005年初夏，记者在潘家园那个福建女人的摊位上发现几件货真价实的明清瓷器，那些瓷器水垢老旧，形成一层厚实自然的“包浆”，一看就是新近出水的“海捞”货。记者用高出别人一倍的价格买下了这几件古瓷，以此为诱饵，向她打听这些东西的真实来历。
福建女人告诉我：她老家那里最近发现很多沉船，临近几个村子的人都不打鱼了，纷纷下海抢捞船上的宝贝，她的这些瓷器就是在表哥那里收来的。收摊后，我又请她到附近“刚记海鲜”搓了一顿，颇费周折让她打电话把我介绍给了她在老家的表哥林浩。
三天后，记者迅速赶往福建，找到了林浩。林浩是一位渔民，居住在福建省平潭县屿头岛“碗礁”附近的一个渔村，祖祖辈辈靠在海上打鱼为生。
“碗礁”是一座盘根错节的巨大礁石，位于福建省平潭县海域，早年这儿并没有什么正儿八经的名称，后来因为在这里捕鱼的渔民收网时老是会拖出一些古瓷碗，年长月久了，当地人就把古瓷碗当作这块礁石的记忆标志，“碗礁”就渐渐成了约定俗成的地名。
就在记者到达平潭县的后两天，“碗礁”一带海域接二连三发生了一系列突发事件，而且这些事件愈演愈烈，迅速惊动了北京的上层人物。
6月24日中午，气候不正路，火辣辣的太阳在海面上蒸发起一阵阵浓雾，弥漫着浓烈的烂鱼臭虾味道。渔民俞拥军早早收了网，开着一只小机帆船在碗礁一带转悠。在大约离岸800米的深海区，他远远瞧见邻村的渔民林浩还在布网。
俞拥军喊道：“收工了，没打着鱼，别把自己晒成虾干啦！”
“你过来看看！”林浩招呼俞拥军。他知道俞拥军这两年心思不在捕鱼，来海上漂荡是为了另外一样目的——寻找沉船和“海捞”。渔民们把从海底捞上来的旧物件称作“海捞”，近些年沿海渔民有不少人专业做“海捞”瓷器的生意。
俞拥军上了林浩的船，见船舱里横七竖八地搁着十几件青花瓷器，不光是碗，还有一对花觚、一只残破了的“将军罐”。他掏出指南针，前后打量着碗礁与对面依稀可见的山影，像是在目测什么，然后喝了一瓶啤酒，再将林浩船上的“海捞”瓷器拎走一半，说好回家付钞，便开船离开了。
俞拥军走后，林浩又拉了几网，鱼很少，还是些坛坛罐罐。要搁在他爷爷在世的时候，这些东西一文不值，早就被扔回大海了。可现在情形变了，把这些东西卖给走村串乡的文物贩子，多少都值几个钱，能碰上一些完整的立件，还可以挣一两千块钱，远比一门心思打鱼合算。
下午，林浩喜笑颜开地将自家的渔船靠岸。他也不知道今天哪来的运气，尽管没打到几条鱼，船舱里却又增加了几十件青花瓷器。他正想将这些东西装进麻袋下船，几个邻村的瓷器贩子迫不及待地围上船来。因为买的人多，他们自相竞起价来，林浩落得“渔翁得利”，只管坐在船舷上数钱。不一会儿，除开几件残破瓷器外，林浩船上所有的“海捞”瓷器都被文物贩子们瓜分了。下船后，一个外地瓷器贩子还专门请林浩进馆子喝酒，说是要包下林浩往后打捞起来的所有“海捞”。
入夜后，林浩乐滋滋地回到家中，喝过婆姨递上的凉茶，他满脸神秘地交给她一个大纸包。那婆姨打开纸包一看，欣喜若狂：“呵哟，两万八！”她连连在丈夫面额上亲了几十下，然后从中抽出十张百元大钞，说是返还给他的麻将经费。
当晚，林浩还在麻将桌上的时候，一个“水鬼”独自驾驶小船来到白天林浩捞到几十件青花瓷器的水域，他动作老练地换上一套老式潜水服，一次又一次地潜入海底。两三个小时后，“水鬼”借助微弱的月光，终于在20多米深的水域发现一团黑影——那是一条主体基本散架了的沉船，半截身子埋在沙土里，根据没完全腐烂的龙骨推算，此船应有20米长、5米宽，船体四周，散落着大量的瓷器和一些古代人的生活用具。
“听说你昨天大捞了一把？”警员询问道。
“没、没，都卖掉了，就剩下两只碗……”林浩是个胆小怕事的老实人，他让老婆把自己留下来的两只青花大碗找出来上交。他老婆不情愿地照办，嘴里咕囔着：“一没偷、二没抢，自己受累从海里打上来的，凭什么上交呵？”
警员没跟女人计较，当即记下了昨天买了林浩“海捞”瓷器的文物贩子名字和住址，嘱咐林浩以后捞到海底文物要交公，便起身走人。
经过一番调查，边防派出所的警员在当地几位文物贩子家里一共起获了7件尚未出手的残破瓷器，送到福建省文物局鉴定中心。结论是：1件普通文物、5件文物标本、1件非文物。
由于警员缺少文物知识，取证不全，导致当地文物部门对碗礁一带的海底文物等级判断失误，一次及时抢掘海底重要文物的机会失去了。可是，精明的文物贩子却从林浩打捞上来的这批精美瓷器中敏感地嗅出了其中的巨大商机。在短短3天时间内，他们就结集了福建、广东、浙江等六个省的打捞船队，分别组成了十来个专门盗捞海底文物的“股份公司”，有些“股份公司”还正式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他们要赶在国家考古队介入之前，尽快找到沉船，抢捞海底文物。
一连数日，屿头岛几乎变成了传说中的“黄金岛”，一场大规模的海底文物争夺战打响了，而且愈演愈烈。海面上到处漂浮着用于定位的红色浮标、各种类别的渔船、各种难得一见的新式设备。驻足海岸观看，只见穿着不同潜水服、操着不同口音的“水鬼”，不分昼夜地在陆海之间来往穿梭。入夜以后，这里灯光通明、人声鼎沸，一筐筐瓷器、古铜钱等精美文物被乱七八糟地打捞出水（图16），稍有残损的就被砸得粉碎丢回海里。在财富的巨大诱惑下，国家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尊严丧失殆尽，通通被化作纸浆，浸泡在苦涩的海水之中！
6月30日早晨，一起意外事件的发生，使整个事件呈现转机。
早饭时分，记者刚走出旅店，就听俞村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声。“俞拥军捞宝淹死了！”这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村子，亲戚朋友也都赶往死者家里探望。记者赶到俞家，就见俞拥军的婆姨一面替死去的丈夫烧纸钱、一面向来人哭诉事情的经过：她丈夫在买回林浩船上的瓷器后，当天夜里就潜水找到了碗礁沉船，并打电话找来了一位江西“瓷客”，带着现款住在家里收购。第二天消息传出去后，抢捞海宝的人蜂拥而至，为了多抢捞一些沉船遗物，俞拥军一连下水打捞了三天三夜没合眼。昨天半夜因为劳累过度，加上潜水设备出了问题，在海底窒息死亡。
俞拥军捞宝致死的消息，引起了媒体对整个事件的关注，碗礁哄抢盗捞海底文物的消息很快不胫而走。当日上午，兼任中国水下考古队队员的福建考古所所长栗建安、福州考古队队长林果正在福建漳州东山县做“福建沿海文物调查”，忽然接到一条手机短信：“在平潭县水下发现一艘古代沉船，存放大量瓷器，现在很多村民都在抢捞。”
7月1日，记者搭乘林浩的机帆船刚出海，就发现那里的气氛陡然紧张起来：几十条船只盘旋奔突，海面上浮油成片、“水鬼”成堆、乱成一团，远远看去，犹如目睹一场正在进行的激烈海战。记者从未见过如此壮观的场面，赶紧取出相机，只见一篓篓瓷器从船舷边上频繁出水，惊叫声和被打碎的瓷器碰撞声混杂交响，不时还穿插着渔民们为争夺领地而发生的激烈争吵声和骂声。可惜就在此时，记者的相机在船只碰撞时失手掉进海里，我只好用像素不高的手机抢拍了两张照片，可不一会儿，手机也没电了。
正这时，林浩告诉我：“公船来了！”“公船”，指的是海上稽查队的船只。
“靠过去！”我说。
“不行！我船上还有瓷器……”林浩驾船掉头逃跑。我急不可待地掏出口袋里仅有的两千块钱丢给他，并威胁说：“你要是不把我渡过去，我就让他们去抄你的家，没收你所有的海捞！”
缉私船上，匆匆赶到现场的福建考古队队长林果等人正在察看收缴的“海捞”瓷器，不一会儿，记者听到林果嘀咕一声：“又来晚了一步！”。接着，就见他情绪激动地拨通了国家水下考古中心主任张威的电话：“有惊天大发现呵，全是我们做梦都想要找的东西！你赶快过来吧……”
在林果等人“十万火急”的电告下，中国国家文物局迅速对碗礁盗捞海底文物的恶**件作出反应——当天下午就下发了红头文件，要求立即制止碗礁盗捞行为。
7月2日，中国水下考古队暂停了正在进行的课题研究，受命从东山县沿海移师屿头岛，对那里的海底文物进行抢救性发掘。
紧接着，平潭县公安局、边防大队和福建省边防总队海警一支队奉命对沉船海域实行戒严，将所有盗捞船只和潜水员驱赶出境。清场后，国家水下考古队顺着盗捞者留下的标记，很快找到了沉船，并对沉船的船体和遗物进行了一系列水下摄影，刻成光盘派人送往北京国家文物局。在国家文物局的会议室里，有关领导和专家正坐候实物，以期尽快做出判断，采取措施。
7月7日，国家文物局正式下达通知，将俞拥军等人发现的那艘沉船定名为“碗礁一号”，决定马上下拨专项经费，对其进行抢救性发掘。其后，尽管小规模的盗捞行为还时有发生，但发掘工作最终得以顺利完成。
行动结束后，记者赶到了现场，只见船舱里到处都堆放着海捞瓷器，有的已经清洗，有的还正在清洗。听张威主任说，“碗礁一号”共出水16000件瓷器，初步统计有50多种器型，100多种纹饰，全部瓷器均来自景德镇，其中50％左右的器物采用高质量的高岭土烧制而成，工艺水平不亚于官窑。不过，尽管战果辉煌，“碗礁一号”的抢救性发掘充其量也只能算作亡羊补牢之举，他估算：在此之前长达一星期之久的民间盗掘，至少损失了康熙年间青花瓷器16000件，约占沉船遗留瓷器总数的50%左右。作为考古专家的张威还告诉记者：“碗礁一号”的出水瓷器是已探明的水下遗址中最好的瓷器。
针对大众关注的“碗礁一号”沉船，记者还采访了当地文物部门的有关领导，他们介绍说：“这艘船上的古瓷器被盗捞很多，在沉船的若干个船舱中，有一个船舱被完全盗光了，损失很大……”
就在考古队清理“碗礁一号”的同时，记者所见盗捞事件并未完全停止，渔民们运用你进我退、你疲我捞的“游击战术”对付公安巡逻船只，转移战场，继续在附近又找到了几艘沉船，并施行盗捞。在记者离开平潭县的头一天，林浩告诉我：大练岛一艘古代沉船连续被盗捞了两三个晚上，基本上清仓。他还说，在“碗礁一号”与大练岛古沉船之间，一条明朝万历年间的沉船差不多也被盗捞一空。
就在地下文物和水下文物受到空前浩劫的同时，我国的地上文物同样在经受着前所未有的劫难。据国家文物局有关负责人透露：近些年来，我国各类博物馆馆藏文物、寺庙文物以及田野石刻被盗案件每年都有，而且增长迅速。以2004年为例，全国共发生此类案件36起。其中，只有7起案件被侦破，破案率仅为20%。在这36起文物被盗案件中，共丢失各类文物223件，案件发生率比2003年上涨了近8成。来自有关部门的资料综合显示：这些案件的发生主要出自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文物单位的工作人员见利忘义、监守自盗；二是文物单位或公安部门的工作人员与社会上的犯罪分子内外勾结、联手作案。因为这两类犯罪现象所涉及人员的工作性质特殊，所以往往案情复杂、手段隐蔽、危害性大（多涉及国家一二级文物）、破案率低，经常给国家文物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
2002年10月28日下午，香港金钟道万豪酒店。
一场名为“皇室信仰：乾隆朝之佛教宝物”的专场拍卖会正在进行，有20多名中国香港、德国、法国及瑞士富商参与竞拍，主持拍卖的是香港佳士得公司。本次拍卖会上的49件拍卖品中，两件来自内地的清代皇家文物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一件是清朝乾隆代莲花瓣座粉彩描金无量寿佛坐像，拍卖底价200～300万港元；另一件是清朝乾隆代银坛城，拍卖底价1015万港元。这两件文物都是国之重器，有购买意向的人很多。竞拍中，佛像被一名香港古董商以万美元（合万港元）拍得。
这两件拍品在拍卖场亮相时，引起了一位北京客人的惊愕。他名叫王启，是中国国家文物局的工作人员。拍卖结束后，他马上委托一位工作人员去查看一样东西。那人很快就向王启回话：“那两件拍品的确都有原始标签，无量寿佛坐像的原始标签是‘留平20388’、‘复查22’、‘故160801’；另一件的原始标签是‘留平56044’、‘复查515’、‘故141442’。”
王启听后急忙离开拍卖公司，他清楚，出大事了。因为“留平”字、“故”字标签，表明那两件拍品是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文物。当晚，他给国家文物局的有关领导拨通了电话。
果然，此次拍卖一经公开，中国文物界一片哗然。很快，国家文物局指派专人对此事展开了调查。根据专家提供的文物编号，调查人员很快核实：这两件文物的确是故宫博物院的收藏品。但从文物去向登记上看，它们已于1972年前后调拨到河北省承德市文物局外八庙管理处。于是，国家文物局将此事通报国家公安部，并将调查重心转移到河北省承德市。
北京的文物专家到达承德时，外八庙文物管理处保卫部主任李海涛正带领手下在街头宣传《文物法》。随着古代艺术品的市场价格直线上升，承德的收藏热跟着北京的步子升温。围观的群众不断向李海涛咨询各种问题，其中大多数都是关于如何识别真假文物和对一些具体文物的估价。李海涛一面耐心解答群众的问题，一面不失时机地宣讲国家《文物法》和有关实施细则，并告诫收藏者要守法收藏，不要做损害国家、民族利益的事。
中午时分，文管处来人通知李海涛，回单位陪北京来的客人吃饭。席间，他被告知代表单位参加调查故宫文物失窃案的专案组。
次日，在李海涛的引导下，专案组正式进驻承德外八庙，并马上着手对外八庙的库存文物进行核对。结果让北京来的专家深感意外：那两件分别标号为“留平20388”、“留平56044”的文物仍旧完好无缺地存放在库房里，只不过器型并非是在香港拍卖的那两件东西。而且经核对，库房里的文物总数也一件未少。
难道月前在香港佳士得公司拍卖的两件故宫文物是赝品？抑或那两件拍品的标签是被人作假贴上去的？于是，专案组又调阅承德文保处的原始文物入库单，但遗憾的是这里的原始记录在“文革”当中受到毁损，资料不全。在专案组的要求下，故宫博物院又派人再次查验当年的故宫文物出库单。查验结果，出现在香港拍场的那两件文物的确于1973年出库，移交给承德文物管理处。而且，当年的库房保管员还找出了承德方面的收条。
经反复核实证明：乾隆代莲花瓣座粉彩描金无量寿佛坐像和银坛城两件国宝级文物的确是从故宫转移到承德文管处。那么，这两件国宝又是怎样从承德文管处跑去香港了呢？专案组又进一步对承德文管库的库存文物进行逐件核查登记，结果让人吃惊：经核对不仅确实证明了在香港展出拍卖的两件文物均来自外八庙，而且还意外地发现外八庙库存的文物中竟有数十件为赝品。北京来的专家们震惊了！看来，事情远比他们想象和预料的要严重、复杂得多。
十几天后，承德国宝盗窃案被正式移交给承德警方进行侦破。
承德外八庙的文物库房设在外八庙之一的“须弥福寿之庙”。此庙建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占地面积37900平方米。直接负责外八庙文物库房安全的是文物保卫部，主任李海涛，手下还有5名工作人员。其中有一人负责记账，不允许进入库房。根据该部门的管理条例，因为工作需要进入库房，必须有两人以上，并由保卫科的人陪同。库房外有两层门，外层是木门，里层是铁门。两层门的钥匙分别由两个人掌管，要想进入库房必须同时用两把钥匙开门。
作为文物库房的“御座楼”建成于清朝，是一栋两层楼房。记者来到此地时，只见楼前立着两只制作精美的铜质香炉，虽不见缥缈清烟，难闻鼓乐笙鸣，可仍旧清幽高雅、古色古韵。在朱红的高墙内，有一座独立的院落，这里幽雅清静，加上置于楼内的帝王旧物历历在目，让临近之人，顿觉帝王之足音尚近，弥陀们的诵经之声犹存。
当年办案的警员向记者描述：他第一次去那里，就发现一般人根本无法潜入文物仓库。外层是一扇厚厚的木门，木门里外都上了锁。院子里还养了一只大狼狗，只要听到外面有动静，它马上就会狂吠着扑过来。听到狗叫，院里的两名保安随后就到，隔着门对来者进行查问，这种保卫每天24小时执行。除此之外，库房里面还安装了全天候监控镜头，基本上不存在死角。在如此严密的看守下，库房内竟然还连连发生失窃案，让专案组的人觉得匪夷所思，他们说：“除非是世上真有电影里那些穿壁破墙、飞天钻地的强盗，否则除开里面的工作人员，谁也没有这么大的本事进来！”
既然外部侵入的可能性几乎为零，那么盗窃文物者最大的可能就是内鬼。警方介入后，迅速加大了办案的工作力度，调整侦查方案，对文保处内部工作人员反复进行了甄别与排查。根据掌握的情况和种种迹象分析，初期参加办案组协助调查的文物保卫部主任李海涛浮出水面，被列为重大嫌疑对象，警方马上对他布控，并秘密进行内部调查。
参加办案的警员告诉记者，当他们把怀疑对象锁定李海涛时，不少人感到意外，因为在大家眼里，李海涛是一位政治觉悟高、业务能力强、品学兼优的专业人才，他怎么会监守自盗国家文物呢？记者查阅了当年外八庙管理处向警方提供的李海涛个人资料，其中显示：李海涛1981年1月从部队复员后，被分配到承德市外八庙工作。在此期间，他学习业务刻苦扎实，工作认真踏实。因此，1985年，他被组织上派往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文博专业进修学习。三年后，李海涛学成毕业回到外八庙管理处，很快便成为单位的业务骨干，他撰写的多篇文物考证方面的论文也相继发表在国内诸多文物专业刊物上。２０００年，李海涛被评为承德市拔尖科学技术人才。２００２年，４１岁的李海涛晋升为副高级职称，成为承德市文物局系统中最年轻的高级知识分子，同时被任命为外八庙文保部主任。在领导与同事们眼里，李海涛“工作努力，上进心强，是个难得的好苗子”。承德市文物局外八庙管理处一位负责人曾向警方如此介绍：“李海涛在外八庙的工作表现非常出色，是承德市文物局培养的人才！”
接下来的案件侦破，却让李海涛周围的人大跌眼镜：正是他们眼里的那位尖子人才、模范干部，一手炮制了一起震撼全国的惊天文物大案。
在掌握了李海涛犯罪证据后，承德市警方对李海涛的住所发动突然袭击，一举收缴了李海涛未及出手的上百件文物。其中除开少数文物是他自己从民间购买的之外，绝大部分都是他从单位盗取的国家珍贵文物。
2002年12月7日，警方对李海涛进行了拘捕审讯。在充分的证据面前，李海涛在一审时就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由此，他开始了从天堂到地狱的长途旅行。
“我的罪恶之旅萌生于一次偶然的生活细节，而导致我最终堕落的基因却是潜藏于内心深处的贪念……”李海涛在他的《忏悔录》中这样写道。自从被投入监狱后，他自知罪孽深重、法理难容，便一直用书写的方式来排解内心的孤独与恐惧。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李海涛的灵魂却表现得异常的真实与平静，回忆与感悟成了他打发剩余时刻的唯一游戏。
“内鬼”落网（2）
其实，李海涛所说的“一次偶然的生活细节”，在大多数文博工作者来说都是常有的生活故事，只不过大多数人的此类“故事”只有开头，没有结尾，而他的故事却有始有终……
那是1993年盛夏的一天，李海涛在复旦大学读书期间的同窗好友、在辽宁锦州某文化单位工作的阎某来承德旅游，顺道看望他。席间，他们谈及近些年许多圈内人“靠山吃山”发大财的事例，李海涛不时流露出失落的情绪。阎同学见状先是戏言探路，说“你要是也想发财我可以帮你！”没想到李海涛就像是蓄谋已久，一拍即合，马上坦言：“我这里有一件朋友的民间收藏文物粉彩奔巴瓷瓶，如果老同学有兴趣，可以转让！”阎同学一听正中下怀，连声说：“没问题、没问题！只要东西好，你有多少我帮你卖多少！”
其实，阎同学这趟来承德旅游只不过是借口，目的就是因为他知道承德是重点文物地区，想找李海涛“投石探路”。
当天晚上，李海涛就从单位的库房内取出那件清乾隆官窑粉彩奔巴瓷瓶，用两张旧报纸一卷，放进手提包里拎到招待所。阎同学一见喜出望外，连夸老同学“好眼力，能淘到这么珍贵的宝贝！”随即又从旅行包里摸出一大摞百元一张的钞票递给李海涛。（图48）
尽管李海涛有可能作过多次这样的发财梦，但真正付诸实践毕竟还是第一回。据事后阎同学交待：“李海涛第一次接过钱后，神色紧张、额头冒汗，数都没数就慌慌张张地将钱塞进自己的手提包里，匆匆离去。”
第一次盗卖国家文物时的情形，李海涛也始终记得很清晰，他在《忏悔录》中写道：“那一次，我很紧张、很害怕，拿了钱以后低着头一口气跑回家。尽管是夜里，一路上我还是感觉到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我，有无数只枪口在对着我……关上房门，平静了好一阵子，我才抖抖索索地打开包数钱——整整10万块人民币……差不多赶上我十年的工资啊！”
就这样，李海涛的死亡之旅不太轻松地拉开了序幕，“一个偶然的生活细节”，很快“起承”，并最终“转合”成一个震惊全国的“大故事”。
第一次作案得手后，李海涛终于享受到自己的故事带来的财富满足，便一发而不可收地干起窃国敛财的营生。在短短的三年时间内，仅仅经过那位阎同学之手，就将清代紫金铜无量寿佛等十余件珍贵文物成功卖出，有的流失至港台，有的走私国外，一去不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