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朱常洛找的崔文升是庸医，给朱常洛开了副泻药，至令朱常洛大泻不止。
杨鹤虽然不懂医，但是也知朱常洛大泻不止主要原因是崔文升用药的剂量大了些，不然不会泄的那么厉害。
至于崔文升不管他以前是什么背景，若说他敢弑君，再给他八个胆子他也不敢，而且他背后的人也得不到什么利益。
因为就算朱常洛死了，他还有两个儿子能够继位，怎么也轮不到外人。
朱常洛服了泻药，身体更差，甚至开始交代后事，而这时太医院的医生完全没有任何作为。
这种时候，但凡有一点可能，朱常洛都要试一试，因此得知李可灼有仙丹，自然要试一试成不成。
套用后事一个笑话，医生问病人有什么遗言，病人说我觉得我还能抢救一下。
朱常洛服用红丸，就是觉得自己还能抢救一下。
实际上李可灼也没有弑君的动机，李可灼只是想投机。反正朱常洛也是快死的人，治不好，说明朱常洛命数到了，治好了，他就一步登天。
相反太医院的医生在这个时候阻挠，则完全是为了私利，他们害怕李可灼治好了朱常洛的病，那么他们这些太医全部都得滚蛋。
所以朱常洛驾崩以后，最先发难的就是这些太医，他们要把责任全部推到崔文升和李可灼的身上，以此摘掉他们无能的帽子。
至于孙慎行等人追究方从哲的责任，则完全出于政治目的。他们想借此案把方从哲以及浙党等派系打得永世不得翻身。
朱由校显然是看出了这一点，因此才没有追究方从哲等人的责任。
不过方从哲最终被迫辞职，刘一燝接任首辅，随后叶向高接任首辅。最终朝中各重要职务全部由东林党把持，从此东林党一家独大。
而东林党掌权后第一件事就是免除了各项工商税。
大明的财政已经岌岌可危，这些人竟然还免除了工商税，毫无疑问，朱由校肯定对东林党大为不满。不过在他继位的时候，东林党这些人毕竟有功，他也不好马上翻脸。
不想东林党始终揪住红丸案不放，孙慎行等人不停上疏要求追究方从哲等人的责任。
朱由校很清楚，要是真的把浙党等派系全部打倒，那东林党就再也无人能够制衡，因此他还是没有追究方从哲等人的责任，只是把提供红丸的李可灼判了戍边。
但是东林党累次拿红丸案说事，朱由校已然是忍无可忍。
让魏忠贤掌握大明最大的特务机构，无疑是准备对东林党动手了。
（注：后世提到朱由校时。均认为朱由校没读过书，不识字，只会干木匠活，认为这是一个什么都不懂得皇帝，但是他们忘了一件事，那就是朱由校成长的环境。
万历不喜欢朱常洛这个长子，一心要立郑贵妃的儿子也就是后来的福王朱常洵做太子，朱常洛过的是朝不保夕的日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被人下毒手。
这样的环境下，朱常洛父子就算没读过书。但是为了活命，他们也能学会如何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下生存。
这一点从后来朱由检隐忍一年多才把魏忠贤拿下，就能看出朱常洛父子的隐忍功夫，那都是从多年的恶劣环境中培养出来的。
否则。朱由检难道是天才？当了皇帝就学会运用政治手腕？
朱由校比朱由检大六岁，显然，朱由校比朱由检更能体会到万历末年政治斗争的险恶。
朱由校很清楚东林党是帮什么玩意儿。他也明白东林党那些人为什么不遗余力地扶保他父子二人当皇帝，原因很简单，为了权力。
另外，从朱由校的木匠手艺可以看出。这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而从他临死前交代朱由检：魏忠贤恪谨忠贞，可计大事。从这句话可以看出，他非常清楚魏忠贤的作用，那就是打压东林党，只要魏忠贤在，东林党就永远无法抬头。
朱由校很清楚东林党的危害，所以才扶持魏忠贤不遗余力地打压东林党。
实际上魏忠贤确实做了很多有利于国家的事情，并不像史书写的那么不堪。比如说他知道朝廷财政困难，大力征收商税，正因为魏忠贤的努力，天启朝才有财力发展军事，而百姓没有承受那么重的负担。
有资料统计，魏忠贤当权的时候，在浙江征收的茶税一年是二十万两，而魏忠贤死后，东林党当权，从浙江征收的茶税只有十二两。就是说朝廷所有的负担全部压在最底层的百姓身上，百姓走投无路怎能不造反，大明焉能不亡。
而崇祯皇帝朱由检直到最后才明白兄长临死前跟他交代不要杀魏忠贤的意义，可惜此时为时已晚，因此朱由检在临死之前五天命人秘密收敛魏忠贤的尸骨，安葬于香山碧寺，这个地方是魏忠贤以前自己看中的，这说明朱由检后悔没听哥哥的话。
可惜历史是文人写的，像魏忠贤这样的人，他们怎么可能写魏忠贤的好处，自然是怎么坏怎么写。而朱由校启用魏忠贤，那肯定也不是个好皇帝，史笔如刀，经过某些人的渲染，朱由校成了一个昏庸无能的皇帝，魏忠贤成了一个祸国殃民的权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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