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是新人，军士仔细验明正身，方放二人进了宣德门。
早前，礼部便颁发了“身份证”，乃是一个腰牌，叫做“牙牌”，牙牌是用象牙、兽骨或金属制成的小片，上刻持牌者的姓名、所事衙门及职务等，有点类似那个时空盛行的表明身份的名片或“工作证”。
古人是有“身份证”的，但是只有在部分官员才有，并且是执行命令时需要证明的身份时才会用到，普通百姓是没有的，说是身份证，更像是职业证。
战国时期，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商鞅发明了“照身帖”以保证律法的执行度，同时秦国也是战国唯一一个全民持有身份证的国家。这种照身帖由打磨光滑的竹板制成，上面刻有主人的头像及籍贯信息。普通百姓不管出行还是投宿都必须出示照身帖，否则旅店亦不得留宿，关口不得放行。商鞅因变法触犯了很多人的利益，在秦孝公死后，那些人开始找商鞅清算，商鞅选择连夜逃跑，结果因为照身帖的问题并没能逃掉，最终“作法自毙”。
大昌时期，官员的身份证是“鱼符”。鱼符分左右两半，左符放在皇宫内廷，右符由持有人随身携带，这样可以验证鱼符的真伪。鱼符的信息有姓名、官职和品级。官员在执行公务或出入皇宫时须出示鱼符，类似于通行证。武则天称帝后出现了“龟符”，之所以用龟，是因为龟在古代是神兽玄武的象征，和武则天的“武”字互相对应。不过，龟符不是人人都有，手持龟符的往往是三品以上的大员，谁家的姑娘要是嫁到这些人家，自然是大富大贵，于是就有了“金龟婿”这个典故。
到了秦楚，乃是金属“鱼袋”，里面装的是“鱼符”。“鱼符”者，即符号、标记，它就是大定官员的“身份证”了。鱼符又称符牌，系用木头或金属精制而成，其形为鱼，分左右两片，里面刻有官员姓名、任职衙门、官职品位等内容。
凡亲王和三品以上的高官所持鱼符，用黄金所制，以显示品位身份之高贵；次之为银质；低级官员则为铜质了。
大定“凡在内府出入者贵贱皆悬牌，以别嫌疑”，拥有“身份证”者已日渐增多。因为它们通常挂在腰间，故又称腰牌。
另外，还有一种称为“门券”的东西，也用来表明持有者的身份。甚至古代的出家人——和尚与尼姑，也有“身份证”，它叫“度牒”或“戒牒”。
无论是照身帖、龟符、鱼符还是腰牌，更像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甫进宫门，便见费懋贤候在前头，笑嘻嘻的说：“改之，龙川先生，今日首次上衙，你们可是来晚了哦。”
朝中有人真好啊，费懋贤果然被馆选为庶吉士，只需待上三年，不论是留下或者散馆，总不致比同科进士更差。
冯过嫌弃地推开要上来拥抱的费懋贤，道：“我们省亲假还有好几天的，今日来上值，可是高觉悟。”
“上班”有不同的叫法，到公堂衙门上班的叫“上衙”、“衙参”、“上值”；中央高级官员去皇宫上班开会的叫“上朝”、“朝参”。与此相对应的，下班则有“散衙”、“放衙”、“散值”、“散朝”、“退朝”、“放班”等多种叫法。
上班下班时间，和那个时空相似，也是晨聚昏散，但具体时辰上，又比所谓的“朝九晚五”的通例要提前，与农业社会中大多数人的作息习惯相适应，往往鸡叫时分就得起身准备。
《诗经·齐风》中有一首《鸡鸣》，描写的就是春秋时齐国官员的上班情况：“鸡既鸣矣，朝既盈矣”——公鸡打鸣时，官员已准备上朝了；“东方明矣，朝既昌矣”——当东方已亮时，官员都已站满朝堂。
鸡鸣即起准备上班的传统，至少在春秋时代就已形成。往后，这个时段逐渐定型为卯时。
地方官员也要卯时到岗。从程序上来说，“击鼓升堂”是地方主政官员每天办公的开始；下午下班也要打鼓，称为“散堂鼓”。
政府上班早晨是卯时，一般是卯正。要点名的，叫做“点卯”。所以上班也叫“应卯”。
下午下班也很迟，大约是酉时一般是酉正。但是对下班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说法，一般的官衙下班叫做“放衙“。事实上，较真重视的是按时上班，何时下班则并不严格。如果谁敢无故旷工或迟到，就不是扣点钱那么简单的事情了，依天数和情节轻重，可处以笞刑或徒刑。内外官员应上班而不到的，缺勤一天处笞二十小板，每再满三天加一等，满二十五天处杖打一百大板，满三十五天判处徒刑一年。倘是军事重镇或边境地区供职的“边要之官”，还要罪加一等。
冯过想起资哲提过的一事，轻声问道：“民献，听闻令尊要离开翰林院了，可有此事？”
费懋贤迟疑片刻，吭吭哧哧的说道：“大抵是有的吧。”
这便是非谣传了，冯过与陈亮皆是拱手：“恭喜了。”
费懋贤微笑不语，显然也是心里有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