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可以娶妻，组织家庭生活，也可以纳妾，当然具体纳多少得视自己的工资水平量体裁衣。品级高的宦官可以住在大内皇宫之外的别墅，出门也可以坐轿子。
便有文官咬牙切齿的评论说“古人置宦者，正以他绝人道后，可入宫；今却皆有妻妾，居大第，都与常人无异，这都不是。出入又乘大轿。”
二是本朝的宦官的品级都比较低，但工资待遇比较好。本朝宦官的最高层领导(如都知、副都知、押班)的月薪是25贯，其工资水平基本和知县持平(万户以上的县为20贯，畿内县为30贯)。但福利每月有禄米，还有有春绢7匹，冬绢10匹，绵30两等。另外还可以按自己的阶官，再领取一份相对应的工资。薪水相对来说很不对，只要自己不乱花销，待到年老时是足以渡此残生的。
三是本朝的宦官同样是广泛参政，也曾尝试废立天子，参与宫廷斗争，加入朝廷的政治斗争，他们在一定程度影响了大定，甚至爆发过宦官引发的祸乱，只是没有造成但却没有发生象东汉、昌、楚那样的阉祸。百五十年间，曾到地方完成特殊命令的有19人，修过黄河，建过宫殿15人，充任外交大使的5人；养过马的者7人。曾带兵打仗者多达18人。可见本朝的宦官武将，大概也是为历史之最。
但在崇宁帝登基后，一批宦官迅速窜起手握大权，与内阁分庭抗礼，其领头人物有“媪相”童贯、“隐相”梁师成、彰化军节度使杨戬、大内总管李彦及谭稹、梁方平、李縠、蓝从熙等。
有了以童贯为首的宦官们与朝堂文臣明争暗斗，常佶稳坐钓鱼台，正可安心的写写画画搞艺术。
皇帝不清楚的是，这两大集团貌似斗了个不亦乐乎，其实却维持着微妙的平衡，譬如你宦官提拔了某人，可以，但也别阻挠我文臣擢升某人。
黄潜善恰是“平衡”受益者。
陕西、河东大地震，受灾十分严重，他去实地视察，大收当地责任官员贿赂，回去上报只轻描淡写的说是普通地震，受灾轻微，当地官府已妥善处理。
这种操作在官场并不少见，只要不捅到上面去，当地的官员为了保住乌纱帽自会有种种手段遮掩、善后。但此次灾情严重程度完全超出想象，后续赈灾又有层层盘剥截留，导致饿死者上万。其中有户人家八口，仅存活一人，要命的是这户人家与种家沾了亲戚，活下来的这人费尽千辛万苦找到种家，泣血哭诉这人间惨剧。“小种相公”种师道知悉后怒发冲冠，乃遣快马入京奏报鸣冤。
虽然种家军在西北一家独大，但并不受朝中重臣待见。大定一朝，把握朝政的皆是文官，武官被一再排挤打压，政治地位远不如前者。
本朝武官的地位与权力和文官相比相差极大，源于楚末五代十国时期长期割据战乱的历史背景。太祖常威认为：“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通俗来理解就是“一百个贪浊的儒臣比不上一个为祸的武臣”，从此开启了大定的崇文抑武风气。
大定将整个国家的发展与关注重心放到经济、文化的建设之中，整个社会倡导儒雅、尚和等与文人形象相近的风气，而刚健、粗犷等与武人形象接近的风气受到了百姓的疏远与排斥。对于武官的考察项目在这一阶段日趋完善，文武并重的考察形式让许多自幼习武但没有经历过舞文弄墨之事的“偏科生”望而却步，加之武官录取人数与文官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武进士在进士的总数中不到十分之一。
有一些政府高级官员立了大功，皇帝想要赐予他们武将的职位，让他们文武双修。但是这些官员居然毫不犹豫的拒绝了这样的荣誉，因为在他们看来，文官是天下独一无二的，但是如果文武双修那是丢了全祖宗的脸。因此就算皇帝恩威齐天，他们也要冒死拒绝，宁可少拿一份工资和荣誉。这样的羞辱已经让所有的武将都感觉到脸面无光，连皇帝都不能制止。
除此以外，还有第二方面的羞辱，那更加是让人心酸。由于文官集团是掌握历史典籍的人物，所以他们需要记载下历史和曾经的往事，但是这些文官集团每次在进入历史的时候，往往都把武将集团说的是一堆“垃圾”，把所有的罪过都归结于他们，把所有的荣誉都归结于读书人。
但，种师道非寻常武将，在民间影响巨大，在朝中也是刻意低调，文臣们对其有些好感，多多少少会给些面子。再者，隐瞒淡化灾情，赈灾辽程中上下其手，陕西这批大小官员太过胆大妄为，不惩治的话，天下悠悠，众人之口难堵。结果便是，撸一批，罪一批。
而黄潜善“为虎作伥”，也被“雪藏”——停职留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