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者的主要分歧是在财税政策改革上，王安石搞租税、差役、兵役等货币化改革，同时给农民提供小额贷款；而苏轼则主要保留出劳力代役等传统形式，认为政府不应当与小民争利。其他方面的意见不是很大。
苏轼与保守党大佬司马光等人的意见又是不同的，只要是王安石赞成的，司马光一律反对，而苏轼则是相结平和的，因此后来司马光上台执政，苏轼也很受排挤。
俱往矣，是非功过留予后人说。
众人拜祭完，心下不免有些唏嘘，默然转身，却见一二十来岁的青年恭恭敬敬的拱身长揖。
他手提竹篮，里头装着香烛黄纸，显然也是来拜祭王安石的。
王安石虽然在变法一事引发争议，但其人品与才学向为世人尊崇，说的通俗些便是吸粉无数，平素也有不少人前来拜祭。
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
他的政论文更为突出，驾驭语言的能力极强，其言简练明快，却无害于笔力雄健。其文以折为峭而浑灏流转，词简而意无不到。
他的一些小品文，脍炙人口，《鲧说》《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伤仲永》等，评价人物，笔力劲健，文风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给人以显豁的新鲜觉。
他还有一部分山水游记散文：《城陂院兴造记》，简洁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禅山记》，亦记游，亦说理，二者结合得紧密自然，用简单的自己游山洞的经历说明了大道理：“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
他的诗歌，大致可以被罢相的时间划界而分为前、后期，在内容和风格上有较明显的区别。前期的诗歌，长于说理，倾向性十分鲜明，涉及许多重大而尖锐的社会，问题注意到下层人民的痛苦，替他们发出了不平之声。后期的隐居生活，带来了他的诗歌创作上的变化。他流连、陶醉于山水田园中，题材内容比较狭窄，大量的写景诗、咏物诗取代了前期政治诗的位置，抒发一种闲恬的情趣。但艺术表现上却臻于圆熟，所谓“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颊间”是也。
在另一个时空，人们尝将同为古文运动浪潮的领军人物又皆是文坛泰斗、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与王安石相比：两人诗作各有千秋，苏轼诗材广阔，清新豪健，别开生面，奔放灵动；王安石诗风工练，讲究修辞技巧与典故运用。若两者相比，谁更问鼎北宋诗家之冠？“挺苏派”和“挺王派”之争可谓如火如荼，难分难解。
经过一番详细比较后得出结论——单论绝唱，苏王两人旗鼓相当，难分伯仲，但苏轼的综合实力略胜王安石一筹，诗作品质相对稳定。
但冯过等人却是想错了，那青年并非王安石的粉丝，而是……
“多谢诸位老友前来拜祭家祖。”
“家祖”？呃，这人是王安石的孙子？闹了个乌龙呀，几个人皆是一怔，赶忙还以一礼。
青年指指竹篮，面带歉意地说道：“诸位老友请稍候，待吾给家祖烧些纸钱，还望拔冗去寒舍喝盏粗茶。”
去“半山园”呀，那可算得上是文人的朝圣之地，冯过几人又惊又喜，焉有不应之理。
不多时，青年拜祭罢，伸手引路：“龙川先生，改之兄，仁伯兄，之道兄，请。”
冯过几人皆是一愣，这人莫非能占卦，明明是初次见面，怎地知晓自己的来历？
“在下王棣，字仪仲。”青年走在一侧领路，先作了自我介绍，而后微笑道：“吾前年有缘远远的见过龙川先生一眼，先生服野貌古，乃人中之龙文中之虎，遥遥一见便不可或忘也。”
“上饶冯七郎名扬天下，冠绝一时，吾虽未有缘一见，但见尊驾如此丰神俊朗且与龙川先生并肩同行，必是冯改之了。”
“信州三子，相交莫逆，向来焦不离孟孟不离焦，既有冯改之，那另二位定是徐仁伯与刘之道了。”
王棣为几人一一释疑，声音醇和，予人如沐春风之感。
冯过等皆想：果真是名门之后，单就细腻的心思及谦和的气度就极为不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