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赌博，是庄家的事业。十赌九输贏的只有庄家。但是，人们即使明白这一点，也还是要赌。这玩意，正好打在人性的弱点上，被打中的，肯定就迷上了，失去理智，即使家破人亡，也不知悔恨。闱姓的彩金，百分之四十，都归庄家，只有百分之六十，オ拿出来分给中彩者。在特别时刻，比如被禁查之际，这样的比例还有变动，庄家即使弄出猫腻来，下注的人也没有办法，但依旧乐此不疲。但凡一种赌盘做大了，获利也就大。自然会吸引一些不是寻常赌徒的人来参与，这些h财大气粗，参与即是操盘。操盘的方式，跟赌球类似，或者操纵球队球员，或者操纵裁判。操纵球员，就是操纵参加考试的人。
有一种方式，即找一些程度比较差的小姓考生，这些人事先就不为人看好，然后跟他们说好，找些程度好的枪手替代。这样的事，多半发生在秀才考试上，因为这种考试，监考比较松，枪手比较容易混进去。考前比较被人看好的考生，只要是小姓，就花大钱收买，让他们或者临阵缺考，或者胡乱应付，故意考砸。这样操纵之后，他们就可以有针对性地投注，取得出人意料的战绩。操纵裁判，就是收买考官。
但在乡试乃至会试，几无可能发生以上情况。
一则到了此阶段，正是攀达人生巅峰的最好时机，若无外界施加过度压力，谁会丢弃这个鱼跃龙门的机会？
更何况，对于考场舞弊，常规的处罚有取消考试资格、戴枷示众、杖责、革功名、充军，甚至处斩。
昌大中九年乡试，因出现“漏泄题目”事件，涉嫌考官均受到贬谪，涉嫌考生登科者则全部除名。
昌穆宗时，礼部侍郎钱徽取士不公，所取郑朗等十四名进士都是无才能的贵族子弟。穆宗获悉后就让白乐天主持复试，结果有十人不合格。结果，钱徽被贬职，涉案官员都受到了处分。
楚弘治十二年会试，考官陈敏政将考题卖给举人宋寅、徐泰等。后经查出，“敏政谪官，寅、泰皆斥遣。”
楚万历三十八年会试，考官陈宾尹私下“与名房互换答卷，共十八人。”次年，被御史弹劾，受到惩处。
楚天启元年辛酉科乡试，浙江考生李千秋在考卷中暗藏“一朝平步上青天”七字作为关节，通过行贿作弊，考中举人。事后查明，李千秋被革除举人称号并发配充军，主考官柴谦益也因失察而受处分。
彼时，作弊考生会被杖责，严重者会被发配边疆九年。当时通常每三年一次科考，在边疆呆九年，若侥幸没死，回来后也会被除去士子身份，一辈子都别想参加科考。
在科举制度发展到顶峰的大定，作弊手段也登峰造极，但朝廷的处罚制度也更严酷。一旦发现作弊，按照《大定律例》戴枷示众，杖一百，发往边疆充军。为防止夹带，对考生的穿着有了严格要求。例如鞋垫要抽掉，里衣要脱去，砚台不能太厚等。凡临场枪手、冒籍、顶替、夹带、抄袭、传递、不坐本号者，立即给其带上枷锁，现场示众。
对于一些已有功名者，例如生员，一旦违规，即革除功名。对代考等舞弊情节严重者，往往发配充军。
如仁宗年间，对三名雇请枪手的童生、枪手及其他涉案者，先行枷号三个月，然后“发烟瘴之地面充军。至配所杖一百，折责四十板”，脸上还要刺上“烟瘴改发”字样。，广西士子岑照花了三百两银子找人代考，居然得中解元，被揭发后立即被处斩。
理宗年间的湖南乡试中，湖南士子傅晋贤用一千二百两银子买通贡院书吏樊顺成、罗文秀，在发榜前“换卷”。将第一名彭峨的试卷偷偷抽出，把卷首的姓名、祖籍、三代等项裁下来，换上了傅晋贤的个人名义。发榜后，傅某得中解元。
意想不到的是，彭峨在考试后、放榜前曾将答卷默写了一份，送给岳麓书院的山长罗典。这个无意中留下的证据，使得彭峨幸免蒙冤。而舞弊的傅、樊、罗三人被处死。
然而，即使对科考严加管理，也未能防范舞弊现象，更是无法杜绝一些朝廷官员、考官与士子考生内外勾结舞弊的惊天大案时有发生。
乡试举人，会试进士，为此不乏有铤而走险者，有道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作弊手段层出不穷，防不胜防。但总体而言，也出台了相应的反作弊措施，基本上对作弊者零容忍。但凡发现有作弊嫌疑的，由皇帝下旨，任命钦差，一查到底，不论是皇亲国戚，朝廷大员，还是普通学子，一经查出，严惩不贷。科举选仕，尚属公平公正，也算为天下寒窗苦读的学生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竞争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