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末年，汪直移巢烈港，在浙江海道副使的默许下，汪直得到了一段时间的贸易自由，同时和官府中人交游甚密，逐渐确立了自己“海上霸主”地位，并试图在舟山沥港重建双屿港的繁华。汪直部下分为几大船团，代表性的船团长有浙江人毛海峰、徐元亮，安徽人徐惟学、福建人叶宗满。汪直的部下甚至可以堂堂正正的在苏州、杭州等地的大街上与百姓进行买卖，百姓则争相把子女送到汪直的船队中。
开始时，汪直仍对朝廷抱有极大的期望，在地方官员默许“私市”的暗示下，他主动配合官府，十分卖力，平定了陈思盼等多股烧杀掠夺的海盗，维持沿海秩序，逐渐确立了自己“海上霸主”地位，并试图在舟山沥港重建双屿港的繁华。然而福建的萧显、邓文俊、林碧川、沈门，广东的何亚八等，以及一部分汪直的部下，如徐海，引导倭寇袭击中国内地。
他又受明海道副使李文进邀请，和明军把总张四维击破一股倭寇，俘获倭寇海船两艘，然后就带领人马在定海主持开市。但因为汪直无法剿灭海盗，又无法约束自己的部下，因此汪直反而被认为主使和策划了这些“入寇”事件。
于是明廷背信弃义，嘉靖三十二年闰三月一个深夜，总督王忬派遣总兵俞大猷率官军偷袭沥港围歼汪直。汪直败走日本。
其实，汪直在沿海活动的最后目的，是“要挟官府，开港通市”。这八个字的含义十分清楚，要求政府放弃不合时宜的海禁政策，使海上贸易合法化。这个要求似乎不过分，却被定廷完全忽视。
但事实却是禁而不止，海上贸易通道仍在，只不过是转入地下而已，这其中不乏官员身影。
马克思曾经说过，“当利润达到10%时，便有人蠢蠢欲动；当利润达到50%的时候，有人敢于铤而走险；当利润达到100%时，他们敢于践踏人间一切法律；而当利润达到300%时，甚至连上绞刑架都豪不畏惧。”
海贸利润惊人，又怎会没有铤而走险之徒？
汪直沦为通缉海盗，被列为“a级通缉犯”，既冤又不冤。
因遭官府“戏耍”，汪大盗干脆来个一不做二不休，不是说我是“海盗”么，那我就成全你们，免得你们背负“说谎”的骂名。于是乎，他破罐子破摔……此次大举进寇，算是声势最为浩大的一次，浙江、福建滨海千里皆受其扰，所到之处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军民惶惶不可终日。
这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啊，当初令汪直“逼上梁山”的“功臣”们少不得要问责挨板子了。办的是啥事啊，逼良为娼……
但“倭寇”既来之定不会安之，少不得要大肆抢掠一番。人家千辛万苦漂洋过海而来，求的当然是满载而归。
但这些与我何干？杞人忧天。冯过苦笑，难道跑去和官府巴拉巴拉说，汪直并非十恶不赦，还可以抢救一下的，真杀了他非但无利荡倭大计还会适得其反……就问你哪位？哦，信州院试案首，添乱呢，等你位列中枢再议这军国大事，真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不过，这常伷还真“轴”，头包铁的一匹，有地位任性哪，这种敏感的政治事件说登报就登报了，就不怕引起“上面”的不满？还是说，他那位坐在龙椅上的远房堂兄与他关系够铁、由得他在封地作威作福大搞一言堂？
冯过怀疑常世子是穿越同行是有迹可寻的，就对方幡然醒悟后的种种操作显然是划时代的，可谓是高瞻远瞩。就如那个时空的历史名人王莾，不也被广大脑洞大开的网友划为穿越客？
疑点有十：
一，王莽极度仇视匈奴和高句丽。仇视匈奴就不说了，匈奴年年和汉朝发生战争；但是仇视高句丽就有点说不清了，当时高句丽只是一个比较穷的小地方而已，他竟然把“高句丽”改成“下句丽”，厌恶棒子国之心可见一斑。
二、对于新科技的重视，王莽痴迷于很多被儒家视为奇技淫巧的新生事物。据说他还曾经亲手解剖过人体；当时民间有人想发明飞行的器具王莽亲自接见那人，并给钱资助。说明王莽对“科技对于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是有一定认知的。
三、土地国有化，禁止私人买卖。将土地重新洗牌，没有土地的农民夫妻会分到100亩田地，王莽强制规定，人均土地100亩，多占土地的人家，不是富豪权贵还是普通百姓，立刻要无条件交出土地。必须分给贫民，土地不许买卖抵押，眼熟不，这就是土改！
四、废除奴隶制度，王莽十分痛恨奴隶制度，禁止买卖奴仆。买卖人口是“悖天心，逆人伦”的罪恶行径，必须立刻停止。
五、强迫无业游民必须劳动，没有具体工作的的游民，每年必须罚布一块，或者劳役，由国家承担食宿；这位改革家极痛恨那些不劳而获的、浪费社会资源的人。
六、酒、铁、盐收为国家专卖，国有经济为为主体，宏观调控市场经济。
七、计划经济政策，王莽实行政府控制物价，严打商人屯货炒作。商人货物低于政府定价随意买卖，有点像今天的物价局；物价高于市平，司市官照市平出售，低于市平则听民买卖，步帛等生活必需品滞销时，由司市官按本价收买；典型的计划经济调控，能最大程度的消除贫富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