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人如此评说：“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随你做甚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甚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
然而，为了选拔少数官吏，却诱使大多数读书人为求登科及第，绞尽脑汁，精心研习，竭尽心力，以至模仿盛行避忌甚多，于是陈陈相因，每况愈下，导致知识渐趋贫乏，思想日益僵化。这就无端虚耗了无数士人的光阴与心血。
辛弃疾直斥八股取士“意在败坏天下之人才，非欲造就天下之人才”。
“中国文士，专尚制义，即本国之风土人情、兵刑钱谷等事，亦非素习。功令所在，士之工于此者得第，不工于此者即不得第，虽豪杰之士，亦不得不以有用之心力，消磨于无用之时文。即使字字精工，句句纯熟，试问能以之乂安国家乎？不能也；能以之怀柔远人乎？不能也。一旦业成而仕，则又尽弃其所学。呜呼！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天下之无谓，至斯极矣。”
陈亮更是辛辣嘲讽这种乱象道：“读书人，最不济。烂时文，醉如泥。国家本为求材计，谁知道变作了欺人技……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
作为时文大家的资哲对这种现象也深恶痛绝：“古者学成而为进士，后世成进士，始可以为学。兢兢守四子一经之说，一切经史子集、兵农礼乐、天文律历象数诸书，相戒屏斥，以是为不利于科举。”
“以科目网罗天下之士，已而诸科皆罢，独以时文相尚，而进士一途，遂成积重不反之势。自其为诸生，于天人性命、礼乐制度、经史百家，茫焉不知为何事。”
文坛一直都有改革的声音，但反对改革的声音始终占了上风。反对派摆出的道理很简单，八股取士历经漫长的过程方成定例，普天之下的学子自幼便开始学习时文，你让他更换门庭，改用其它文体作文，岂非是断人前程。就算八股文有种种弊端，但也不能因噎废食。更何况，拿八股文与骈文相比，岂不正证明了其可取之处？
夫经语皆朴，惟《诗》、《易》独华。《诗》之比物也杂，故辞婉而妍；《易》之造象也幽，故辞惊而创。此骈语之出乎。
司马相如的《子虚赋》、《长门赋》是汉赋中的经典，也是第一位大量运用骈句，用极为靡奢的词句，极尽夸张和想象，字字珠矶，华丽妍奇，文风瑰丽。经过他别具匠心的铺排，他的赋形成了“虎啸而谷风冽，龙兴而致云气”的风格，开创了骈体文的先河。你能说他的文章写的不好？
除赋之外，史传、奏疏、论说等等文学体裁，都显示出了词采飞扬，凝练庄重，对仗工整的骈俪化风格和特点，这也恰恰是文化最为繁荣昌盛之时。
改革派反驳道，以“建安七子”为代表的文学家的文章，形式多样，文现撒脱，以气运文，骈散兼驭，文章结构流畅谐婉，追求辞藻、讲究字句的整齐对仗。在曹植、陈琳等人的文章风格带动下，文人的创作形成了追求形式华美、用典繁多，甚至通篇皆是骈偶的矫枉过正之举。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过分追求语句的对仗和“每句必骈”，其实是走向了一个相反的极端。
他们中的很多人并不关心政治，也没有什么远大的抱负，过着醉生梦死的奢侈生活，他们文章的主题并不是反映社会现象，揭露社会黑暗，而是展示内心世界，展示自己的“才思”和文学功底。他们过分追求文章的艺术形式，追求文章的写作技巧，“析句弥密，联字合趣，剖毫析厘”，实质上文章空洞无物，只是“以声色相矜，以藻绘相饰，靡曼纤冶，致失本真”。
骈文统制文坛的后果是使得文坛千篇一律，文章都整齐划一，虽然用词用句更为华丽，雕琢得十分精美，但只重典故，全借古语引申今情，文章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文学的差异性没有了，文章的气势也没有了。
骂战从骈文一直到“西昆体”，乃至于“花间派”都没有放过。
所谓西昆体，是定国诗坛上声势最盛的一个诗歌流派，以《西昆酬唱集》而得名，是以杨亿为首的十七位定初馆阁文臣互相唱和、点缀升平的诗歌总集，其诗人中成就较高的有杨亿、刘筠、钱惟演。它是晚昌诗风的沿续，艺术上大多师法李商隐，片面发展了李商隐追求形式美的倾向，其诗雕润密丽、音调铿锵、辞藻华丽、声律和谐、对仗工整，呈现出整饬、典丽的艺术特征。
但在辛弃疾等人看来，西昆体雕采太甚，用典失度，精丽而流于浮艳，而且思想内容贫乏，脱离社会现实，缺乏真情实感，万不可取。
至于“花间派”，则是词风流派，弊病与西昆体类似。
文以载道，若是文人士子皆沉淤于此道，则必是误国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