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逾巾屦念，容许后升堂。
张侯温如邹子律，能令阴谷黍生春。
有齐先君之季女，十年择对无可人。
箕帚扫公堂上尘，家风孝友故相亲。
庙中时荐南涧蘋，儿女衣袴得补纫。
两家俱为白头计，察公与人意甚真。
吏能束缚老奸手，要使鳏寡无颦呻。
但回此光还照己，平生倦学皆日新。
我提养生之四印，君家所有更赠君。
百战百胜不如一忍，万言万当不如一默。
无可简择眼界平，不藏秋毫心地直。
我肱三折得此医，自觉两踵生光辉。
团蒲日静鸟吟时，炉薰一炷试观之。
元曲·窦娥冤
【元】关汉卿
你道是暑气暄，不是那下雪天；
岂不闻飞霜六月因邹衍？
若果有一腔怨气喷如火，
定要感的六出冰花滚似绵，免着我尸骸现；
要什么素车白马，断送出古陌荒阡！
|宋代陈普
六月咸阳霜亦飞，五行正是水昌时。
族秦自是谈天衍，不用陶朱与仲尼。
咏史上·邹衍
游南寓题
[唐]黄滔
亦将寒律入南吹。
天不当时命邹衍，
毒草过秋未拟衰。
江山节被雪霜遗，
春阴（长安作）
【明】盛鸣世
积晦连幽朔，长阴动十旬。
六花犹作雪，三月不成春。
易白愁中发，憎寒病里身。
因怜邹衍后，吹律更何人。
雨霁山行
清代乌尔恭阿
团瓢村落互方圆，苔藓斑斑度陌阡。
野水骤添三宿雨，远山横束一围烟。
唐时寺废犹存塔，燕地台荒剩有田。
堪笑无人论祀事，不知邹衍是先贤。
不言而喻，邹衍的思想学说在战国时期乃至后世影响都是极其深远的。他的思想反映了战国时期人们对中国和世界地理的知识和推测，他的思想学说可谓惊世骇俗，是邹氏家族名副其实的“大神”。
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列举了邹衍在四个国家的活动情况。
其一，“重于齐”，未说明具体时间。
其二，“适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如此看来，邹衍似乎见过魏惠成王（前369年～前319年在位）。
其三，“适赵，平原君侧行撇席”，公孙龙似乎见过赵国的平原君赵胜，而在《平原君虞卿列传》，又说“平原君厚待公孙龙，公孙龙善为坚白之辩，及邹衍过赵，言至道，乃绌公孙龙”，问题是在该传中，公元前257年邯郸之战后，平原君依然很信任公孙龙，则邹衍见平原君还在其后。自魏惠成王去世（前319年）至邯郸之战结束（前257年），相隔62年，是记载有误？还是邹衍十分长寿？《史记集解》引用刘向《别录》说“齐使邹衍过赵”，邹衍晚年或许在齐国。
其四，“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在《燕召公世家》也有提到，邹衍在燕昭襄王（前311年～前279年在位）时自齐国前往燕国工作。《后汉书·杜栾刘李刘谢列传》的李贤（655年～684年）注文中引用《淮南子》说“邹衍事燕惠王尽忠”，说明燕惠王（前278年～前272年在位）即位时邹衍依然在燕国。
那么综合来看，邹衍的人生轨迹基本就是，早年在齐国（可能去过魏国），燕昭襄王时前往燕国，至燕惠王即位仍在燕国，晚年回到齐国。时代当在战国中后期。
对汉代影响极大的“五德终始说”，据《史记》所说，出自邹衍。然而我认为，“五德终始说”始兴于汉代，在秦之前，影响甚微，也未必是邹衍提出的。
根据《史记》，秦并六国以后，自以为得水德，于是崇尚黑色。可是《史记》又说刘邦入关中之前，秦国只有四帝祠，分别是白帝、青帝、黄帝、赤帝，刘邦来了以后才自称黑帝，立了黑帝祠。秦始皇这么喜欢祭祀的人，甚至连齐国的八神都要祭，既然认定自己是水德，为何始终不在秦国立一个黑帝祠？此其一也。
《汉书·艺文志》“阴阳家”下有《邹子》四十九篇、《邹子终始》五十六篇，既然同为邹衍之说，《邹子终始》为何要脱离邹衍其他著作而单列出来？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中介绍阴阳家“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为何不提有五德、五行？此其二也。
在先秦文献中提及五德、五行之说的，一是《尚书》的《洪范》篇，该篇称“五行”而不称“五德”，无论是传世文献《荀子》还是郭店楚墓、马王堆汉墓的出土文献，“五行”在西汉之前的儒家中都是指仁、义、礼、智、圣五种品行，据《荀子》说，“五行”乃是孔伋和孟轲“案往旧造说”的产物。如果当时已有《洪范》确定五行的具体内容，孔伋、孟轲又如何能凭空创造而取信于人呢？然后便是《吕氏春秋》，此书初版或许在秦并六国之前，但古书流传中，难免为后人篡改，先秦典籍而汉人一字不改的，几无可能。《吕氏春秋·应同》集中论述了五德终始说，它说黄帝时土气胜，禹时木气胜，汤时金气胜，文王时火气胜，于是：“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这句话本来没什么问题，可以理解为当时秦国官方还没有正式接受五德终始说，所以该篇只是建议的口吻，没有指名“代火者”就是秦。但是它接下来又说：“水气至而不知数备，将徙于土。”大触“水气”的霉头，似乎是在为土代水做准备，作者不要命了吗？且西汉在张苍之时还认为汉为水德，直到公孙臣上书才提出土德，《吕氏春秋》已经在谈论土代水，竟如此有先见之明？此其三也。
《史记》记载了秦国四帝祠的建成顺序，其中最早的就是白帝祠。公元前770年，秦国建了第一座白帝祠，公元前756年又建了第二座白帝祠，公元前672年才建了第一座青帝祠，此后，直到公元前422年才建了黄帝祠和炎帝祠（炎帝即赤帝）。如此看来，白帝很可能是秦国四帝中最重要的一位，列举时也排在白、青、黄、赤四帝之首。青、黄、赤接近于现代所说的减法三原色——青、黄、品红。青色提取自蓝草，赤色提取自茜草，黄色提取自栀子，由这三种颜色的颜料可以生成多种其他颜色，古人因而以之为基本元素。而白色，一开始就是特殊的，无法由减法三原色的颜料调和，隐然凌驾于三色之上。刘邦起兵伊始，斩白蛇，自称赤帝子斩白帝子，以白喻秦也。如果秦国尚水德，则刘邦无所斩，反为秦所制。此其四也。
《史记》所记的齐国八神分别是：天主、地主、兵主、阴主、阳主、月主、日主、四时主。有天地、阴阳、日月、四时，而没有五行，也没有秦人信奉的白、青、黄、赤四帝。即使东方确实存在黄帝传说，目前来看也只是作为一个古代帝王，而不是作为上帝。如果五德终始说出自邹衍，邹衍长期在齐国活动，难道齐人对五德的传统信仰尚不如秦吗？此其五也。
五德终始，最终是为了确立一个王朝的正当性，其上序夏、商、周三代，都是中原共主，而邹衍事齐王、燕王，齐国离中原共主距离尚远，燕国更不足道。齐湣王时受秦国邀请，两国一同称帝，结果齐国还是率先把帝号去掉了，盖其实力不足也。有人说邹衍是为了维护田氏取代吕氏作为齐国国君的正当性，如果是这样，他应该去考虑田氏齐国的初代国君田和继承了什么德、吕氏齐国的初代国君吕望继承了什么德、更之前的薄姑国又继承了什么德。除非齐国将要统帅六国，否则思考夏、商、周三代天运转移于其毫无益处。此其六也。
由以上疑点观之，则五德转移未必早于秦代，而《邹子终始》未必出自邹衍也。
《史记》说，邹衍将“儒者所谓中国”称为赤县神州，范围包括了传说中禹所划定的九州，而这赤县神州只是世界陆地面积的八十一分之一。具体来说，这个世界由大瀛海环绕，大瀛海之外是天地交接处，大瀛海之内有九片大陆，每片大陆又可分为九个区域，称为九州，赤县神州即其中一片大陆的九州之一。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传统的“中国”这一概念，东方已达大海。以齐国为例，齐国显然在禹之九州范围内，齐人称今渤海为北海，今黄海为东海。如果整个中国是邹衍的九州之一，它就不可能是中州，中国也就不能称为“中”了。
《淮南子·地形训》中，也记载了九州，按方位以东南、正南、西南、正西、正中、西北、正北、东北、正东的顺序排列，其中的第一州“东南神州”，与《史记》所说的“赤县神州”可能同源。公元前214年，秦置南海郡、桂林郡、象郡，疆域扩至今南海。秦代以后的中国显然已经了解南海，了解自己疆域的东、南两个方向都是海，西、北两个方向还有广袤的陆地。中国不再以自我为中心，常称西北方的昆仑山是大陆中央。《淮南子》的“东南神州”，将神州置于大陆东南，可能也是源于这种地理认识。
至于邹衍所处的战国中后期，能否认识到这点，就未可知了。不过九州的方位确实与所谓四时八位的“八位”相对应。
二十四节气之名始见于《淮南子·天文训》，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其源自邹衍。但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中介绍阴阳家“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其中的“二十四节”即今人所说的二十四节气，属于阴阳家的成果。《汉书·艺文志》所载“阴阳家”著作的相关人物中，又以邹衍、张苍二人最为著名。《艺文志》说，阴阳家“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通过观测天象，指导人民在正确的时间进行农业生产。
前文说道，五德终始说未必是邹衍提出的，大九州说也未必是邹衍提出的，那么邹衍都做了些什么呢？
《后汉书·杜栾刘李刘谢列传》的李贤注文中引用《淮南子》佚文：“邹衍事燕惠王尽忠，左右谮之，王系之，仰天而哭，五月天为之下霜。”又《北堂书钞·乐部八》引用刘向《别录》：“《方士传》言：‘邹子在燕，燕有黍谷，地美天寒，不出五谷。邹子居之，吹律而温气至。’”邹衍仰天而哭，天降霜，邹衍吹奏音乐，温气至。在传说中，邹衍拥有改变气候的能力。凭一己之力改变气候，那当然是不可能的，但预测气候，正是阴阳家的老本行。
首先解释下，为什么中国古代会把音律和历法联系起来，并称律历。说来纯属巧合。《吕氏春秋·季夏纪·音律》最早记载了古代调律的计算方法，后世称之为三分损益法。简单来说，古人在管长、弦长等涉及乐器发声波长的问题上，试图用1～1.5～2这三个数字，模拟一组等比数列。由于1.5和2^(7/12)≈1.4983非常接近，仅相差0.11%，所以最终模拟出来的等比数列，自1～2共13个数字，相邻数字的比值接近于2^(1/12)，因首尾比例固定为1:2，所以去头或去尾，以12个数字为一周期。如果公比等于2^(1/12)，那就是当今世界通用的十二平均律了。尽管中国的古人不具备这种计算能力，但他们通过不断的“÷1.5”、“x2”运算所模拟出的数列，与十二平均律的最大误差为1.23%，基本属于人耳不可分辨的误差。为什么称为三分损益法呢？因为“÷1.5”就是去掉了三分之一，“÷1.5x2”就是增加了三分之一。
《国语·周语》记载，公元前522年，周景王（前544年～前520年在位）问律于伶州鸠，伶州鸠为其介绍了十二律的具体名称，与《吕氏春秋》的十二律名称一致。同时期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也依据1～1.5～2相乘除的方法制定音律，但未能尽得十二律而仅得七律，以致于现代西方音乐术语中只有七个间隔不等的基本音级，必须使用升降符号才能表示完整的十二平均律。
中国先民制定十二律之后，将它和一年的十二个月对应了起来，《吕氏春秋》就是这么做的。原因可能是，其一，都是“十二”，其二，都具有周期性。十二律按波长递减、频率递增的顺序，依次为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应钟之后复为黄钟，依次称为清黄钟、清大吕等等。为何又叫黄钟呢？同一个发声体在振动时，除了波长最大的基音以外，还会有1/2波长的第二谐音、1/3波长的第三谐音、1/4波长的第四谐音等等，只是强度依次减弱。也就是说，能发出黄钟的乐器，也在同时发出1/2波长的清黄钟，基音是黄钟的乐器与基音是清黄钟的乐器会发生共鸣。古人因此而以同样的名字命名基音和它的第二谐音。事实上，十二律的构建最初就是由谐音而起，黄钟1/3波长的第三谐音因为能与等同其2/3波长的林钟基音共鸣，所以古代东西方人民才会不约而同地想到以共鸣程度最强的1～2/3～1/2的等比数列构建律制（相当于用1～1.5～2）。
以阴历（自然月）纪年，一个太阳年未必是十二个月，有些年置闰，就会有十三个月，不能与季节相互契合，也不能与十二律相互对应。所以在阴历之外，又产生了阳历，以反应四季的变化。《吕氏春秋》使用的就是这种阳历，其十二个月对应十二律，仲冬对应黄钟、仲夏对应蕤宾。到了《淮南子》，这种对应关系又发生了变化，因为白昼在冬至最短、夏至最长，一年中昼长在二者间有一个往返的过程，《淮南子》将白昼最短的冬至对应波长较短的清黄钟，将白昼最长的夏至对应波长较长的黄钟，进而依据每天同一时间北斗星斗柄的指向（时间代表太阳的相对位置、北斗指向代表地球自转轴的相对方向）确定一年的二十四个时间节点，即“二十四节”，其所对应的十二律在清黄钟与黄钟之间完成一轮往返：
二十四节气或许不是邹衍创造的，但在此之前，冬至、夏至等概念已然存在，天文观测者也已发现日照长度的周期性变化。而日照长度往往是农作物从营养生长期进入生殖生长期（俗称开花结果）的条件。这其中又分为短日照植物和长日照植物，前者只有当日照长度小于某一临界值时才能进入生殖生长期，后者只有当日照长度大于某一临界值时才能进入生殖生长期。中国传统的五谷中，大豆就是典型的短日照植物，小麦就是典型的长日照植物。那么如果预先计算日照长度，结合农作物的营养生长期，就能在一定程度上预见农业生产的有利时机。邹衍外号“谈天衍”，足见其精通天文，再来看那句“燕有黍谷，地美天寒，不出五谷”（前一个“谷”指山谷，后一个“谷”本为“榖”，指粮食作物，简体汉字简化时并入“谷”），为什么原本不出产五谷的地方，邹衍来以后就能出了呢？很可能是邹衍根据该地的纬度、地形，计算日照长度，调整了农业生产的时间。所谓的“吹律而温气至”，因古人常将律、历相联系，在各个节气吹奏不同的音律，实际上应该就是指邹衍制定了历法。
由政府指导农业生产的时间节点，以达到提高农作物产量的目的，这符合阴阳家“敬授民时”的工作。《邹子》、《张苍》被《汉书》归入“阴阳家”而不是“天文”，说明阴阳不只是天文。阴（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