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战之所以往往能收到奇效，原因就在于作战意志、战争勇气、战争准备等对战争胜利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在作战意志方面，《孙子兵法》有言“上下同欲者胜”，上下一心，意志坚定，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必要条件。其次，在战争勇气方面，“夫战，勇气也”。《孙子兵法》极言军队士气的重要性，并指出“三军可夺气”“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的对策。最后，战争需要精密严谨的准备，时刻提防，毫不懈怠。《孙子兵法》中“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之计正是通过骄兵、疲兵之计，使敌方在战争准备上出现漏洞，从而给己方可乘之机。
槜李之战中，勾践通过心理战的方式，在战争勇气和战争准备方面对吴军施加影响，从而使越国赢得胜利。越国罪人在吴军阵前集体自刎的举动，对吴军士气造成重大打击。尽管战场上以死相搏，击杀对手的情况并不稀奇，但这种集体自杀的举动，令久经沙场的吴军也心惊胆寒。另一方面，罪人集体列阵自杀对越军是一种变相鼓舞，同时起到严明军纪的作用，如果越国将士不奋力拼杀，下场恐怕也是这般，这也是《孙子兵法》中强调“法令孰行”对胜负重要影响的深意。在吴军上下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之时，勾践下令发动进攻给予对方致命一击，吴军在士气大受打击又疏于防备的情况下，被越军一举击溃。
在槜李之战中，除心理战的成功运用外，敢死队的运用也值得关注。勾践两次派出敢死队向吴军发起冲击，尽管未能达到预定目标，但敢死队的运用，本身折射出当时作战理念的变化，及对之后战争的指导意义。
春秋初期，战争更像是一种贵族的仪式，双方严格遵循战争礼仪，并不以更多杀伤敌人为目的。即便在正式交战前的“致师”环节，更多的是一种勇气和武力的展示，其象征性远大于实际意义。因此，这一时期出现了宋襄公拒绝半渡而击、楚军教导落败的晋军逃跑这样的情景。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战争的残酷性和功利性逐渐显现，在“死生之地，存亡之道”的压力下，战争礼仪逐渐被弃置一边，各国开始不择手段谋取胜利。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勇气的重要性大大加强，敢死队应运而生。此后，商鞅在秦国变法中，以斩首数量作为军功授爵的依据，其目的同样在于鼓励军士作战的勇气。
在槜李之战中，敢死队担负着发起冲锋、为大部队打开局面的重任，这一理念也为后世兵家所继承。以精锐部队发起首轮冲击重创敌人的案例屡见不鲜。淝水之战，谢玄率精锐的北府兵抢渡淝水，大破前秦几十万大军；虎牢关之战，李世民率3000余名精锐玄甲军，击溃窦建德十万众，皆运用敢死队这一理念。此外，敢死队作为一种执行特定任务的精锐部队，从某种角度也可视为现代特种部队的发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