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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结束后班里气象一新，老师在黑板上写了大约有二十个毕业设计课题，旁边注上难易程度，分为ABC等，我挑了一个日等的课题，找到指导老师谈了一下。老师给我开了五六本参考书，我补办了一个借书证，没费什么周折便在图书馆找到了那几本书，然后带回家去看。
由于平时没有好好上课，学业几乎没有什么建树，所以只好闭门在家，照葫芦画瓢地开始编写那个管理软件，我选用了当时非常流行一年后便被"FOXBASE"淘汰掉的"DEBASEFOUR"来编写，图形方面用"MICROSOFTC"接口，东抄西仿，竟然十分有趣，很快便编出一个颇为花哨的数据库，我父亲给我找了一个他过去的同学，此人是计算机数据库方面的权威，他借我五本摞起来足有半米高的数据库程序实例，我把其中颇为复杂的查询部分改头换面地抄了进去。
一个月之后，我到机房花了一个星期时间把程序敲了进去，又调了半个月，居然做出了一个让指导老师大为惊异的数据库。完事之后己是4月初，接下来的时间是写毕业论文，等待答辩，还有，就是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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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找工作我跑了七八个地方，不是工作太累就是报酬太低，眼见无法找到一个像样的工作不免灰心，我干脆回到家里坐等学校分配，横竖听天由命。
华杨的情况大体上跟我差不多。
阿莱的运气比我们要好，她找的第二家公司是个美国独资的电讯公司，主考她的人是个澳大利亚的工程师，他跟阿莱聊了一通澳大利亚的袋鼠之后又聊了一部澳大利亚国产电影《鳄鱼邓迪》，之后收下她，从5月初开始上班试用，月薪三百美元。为此阿莱快乐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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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从某一天开始，我在电话里听不到华杨的声音了，这个情况持续了一个月左右，紧接着，华杨的父母也打电话来向我询问华杨的情况，所以我当机立断，一大早就直奔他和向培住的小屋。
我到那里时是上午9点，门从外面锁着，拉着窗帘，我爬到门上的透气窗向里张望，里面乱成一团，被子有一半掉到地下，电饭煲的盖子也没盖上，床上散乱地扔着一些衣服，有向培的，也有华杨的，五斗橱的门开着，抽屉被拉出了一半，给人一种被陌生人闯进过的感觉，我正惊异间，忽听背后有人大喝一声："干什么的？什么人？"
我被吓了一跳，转过身，从踩着的破板凳上跳下来，余悸未消。却见华杨的邻居老太太臂上戴着一小截脏乎乎的红箍，手握一根小竹竿，正满腹狐疑地注视着我。
我问她华杨和向培的去向，她告诉我说，他们被警察抓走了。
我跑到派出所，填一张申请表，费了不少唇舌才得知，向培已经给转走了，华杨没有什么事，因为态度不好，才多拘了几天，警察抓向培时，他用刀扎他们，还好被一个片警手疾眼快给了他一拳，把他打晕了过去。
我给学校保卫处和团委各打了一个电话，叫他们快点来领人，然后进去看华杨，他坐在一个墙角里，耷拉着头，两腿岔开伸出老远，手握成拳头，里面是一个扣子，他告诉我，那是最后从向培身上扯下来的。
我们一起靠着墙抽烟，等着学校来人，华杨的牛仔裤又脏又破，套头衫上的"野孩子"三个字已连成了一片，偶尔一抬眼睛，目光充满迷惘和悲哀，他一语不发地抽着烟，让我觉得仿佛我打扰了他什么似的。
我带来的半包烟很快抽完了，我把空烟盒揉成一团扔到一边，他忽然抬起头，盯着那个空烟盒看，半天，他说：完了。
我看到他把头埋在掌心里，我觉得他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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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初，阿莱发了第一月的工资，请同学和朋友吃了顿饭，给我买了一双阿迪达斯运动鞋，为此每当我一进饭馆就问服务员"有没有软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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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底，论文答辩通过，学校的分配下来了，轮到我是中日合资的华歌尔公司和西单商场。我在天天坐在计算机前画乳罩内裤内衣和填库存两项工作面前权衡了一下。前者下流后者枯燥，于是哪里都没去。不久，我找到一份在中关村一个小公司的工作，没问清楚是什么就答应了下来，也是因为慌不择路，事后才知道是一份非常可笑的工作——修理计算机。这是一份我所能找到的最差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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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杨说过，人生最经常做的事情就是四处逃避。这是他的观点，但我不这么看，我觉得应该把四处逃避改成四处碰壁，只要你活在世上一天，你必得东奔西走，忍辱负重，惶惶不安，即使运气好可以苟且一时，来日也得迎接新的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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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莱，我更愿意就像我们第一次接触时那样，我的双臂扶住你的肩膀，用我的额头轻轻蹭你的额头，一直到我们确认永远相互需要对方才停下。
驭年来到的钟声是我一个人坐在家里听到的，当时我喝得大醉，用脚把电视机关掉，房间里弥漫着烟草和酒的怪味，地上扔满了花生皮和各种食物的残屑，床单皱皱巴巴，被子卷成一团儿，我形似大虾，弓身曲背，头发又长又乱，忍受着从胃里翻上来的一串串恶心，在那间早已物是人非的屋子里熬过漫漫长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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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改变一下我的恶劣心情，我买了一个外地车本和一辆；日夏利，用去6万多块钱，车到手后，大修了一通，数数剩下的钱，不到两万元了。
我打电话找到华杨，一起开车兜风，正是严冬，我把暖风开到最大，门窗紧闭，哪有一点兜风的样子！
华杨坐在我旁边，不停地摆弄车里的录音机，一盘一盘地换磁带，一盘磁带最多听一首歌，其余的时间用来找歌，我们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中穿行，听着一首首没劲的歌。
华杨的工作干得不太顺心，据他说，他们经理看他总不顺眼。
车开到左安门时，华杨对我说："哎，咱们去哪儿啊？"
我把速度放慢，趁机点上一支烟："你说吧。"
"不知道。"
"那我就瞎开了啊。"
"你本来不就是瞎开吗？"
"想去天津吗？"
"行，就去天津吧。"
"去天津干什么？"
"没准儿到那儿就知道了。"
我把车开上京津高速公路，一脚踩下油门，车速慢慢地悠了起来，速度表指到一百三十公里时，车子有点发飘，表针在一百三十附近不停地抖动，华杨把安全带系上了。
"还能再快吗？"
我听他这么问我。
油门早已踩到底，车子像要散了似的，一辆白色的桑塔纳被我们超过去了，接着超过了一辆黑色奔驰，很快，奔驰车就追了上来，把我们远远抛在后面，我看到车后尾灯闪烁，像是故意嘲笑我们，我踩住油门不放，车子发出轰鸣，我置之不理，但车子的速度已到极限，再也快不了了。
到天津后，我和华杨找了一个小酒吧坐下喝酒，冬天的啤酒喝得人很不舒服，酒吧空气混浊，三两个穿着难看制服的服务员在桌子间转来转去，华杨问我："记得咱们学校门前的那个小饭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