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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封信是这么写的——
周文：你好！
就我现在的情况来说，给你写信是非常困难的。这并不意味着我没有时间，相反，我有很多时间是闲暇的，但如果你是我，你就会明白，如果你整天生活在一闪即逝的人群中，而你对他们又缺乏好奇心，那么你对讲他们是没有兴趣的，有时，有意无意中，你会思考他们，从中发现一些人类本性中的东西。
不是吹嘘，我现在多少学到一些与人相处的诀窍。我认识了很多人，但又很快地忘掉了他们，因为这些人彼此都很相似，我走的地方、认识的人越多就越感到这点。
前两天，我被那个卖早点的老头儿轰到了街上，因为我给了一个残废孩子三个小包子，那老头是我的老板，他告诉我，那小孩一直靠他折掉的双腿骗钱，说我把他的钱自白往水里扔，我非常气愤，卷起铺盖走到街上，开始恨所有的一切，老板，顾客，甚至那个残废小孩子，因为我不知道谁还会要我去工作。突然问，我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我问自己，你为什么要出来？你要找什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命运，这和你有什么相干？你在于什么？只是看看吗？这时候我怀疑自己出来是否错了，这也是在我倒霉的时候常常问自己的问题。
不要打听我在哪儿，我们灰飞烟灭的乐队，我们的快乐生活，我们曾经天真地谈论过的话题，这些东西现在离我是那么遥远，而我，无论如何也不想再次触及它们了。
不要怪我没给你讲我遇到的奇闻逸事，因为总有一天我们会见面的，那时候我们会一年也不睡一分钟，一直聊我们各自的生活，我会统统地把它们倒给你，不管你愿不愿意听，现在，它们离我太近了，写起来让人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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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带他写的一段奇怪的文字。
走出监狱之后，他进入了荒野，那里没有人迹。他成为彻彻底底的自由人了。这自由是如此之大，大得他没有办法接受，这反而使他觉得陌生了。他感到自己就像一堆泡沫，溶于水之后渐渐碎灭，以至于认不出自己了。荒野给了他自由，同时也夺走了他的一切，还给他虚无，他成了一个孤独的人。起初，他并不在乎，因为他想到整个人类都是孤独的。
他走上一座小山，从那儿远远地眺望人类，然后，他渐渐走近人类，注视着他们，注视着那座玻璃监狱，监狱在一天天生长着，向四周蔓延，他看到人们在里面接受种种苦难和刑罚。他感到奇怪的是，这监狱竟然没有一个看守，但是人们宁愿像蜜蜂一样挤成一团，也不愿离开，他听到人类的啜泣声，也听到笑声，还听到他们的窃窃私语，这些声音向他滚滚而来，湮没了他的眼睛，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的愚蠢。
他重新回到监狱，立即被人们打得血肉模糊，可他并不在乎，他忍受着，直到这痛苦的感觉发酵成一点一滴的喜悦。因为他终于看到了自己的罪孽，所以他接受了刑罚，他的喜悦来自于他摆脱了自由，重新受苦，但他认为，他的寂寞也得到了安慰。
但他也感到了厌倦，终于，他第二次走出了监狱，这一次，不是因为梦想、激情或自由，而是因为渗入骨髓的厌倦，这一次，他理解了孤独的可怕，他靠在监狱旁，变成了岩石，他的生命被内在的空虚瓦解了，他闭上眼睛，忍受着时间的至咬，他不再思考了，没有多久，他就风蚀成尘土，被生长的监狱吞进了肚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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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理想问题。
先从我说起。
7岁上小学一年级时我在一篇题为《我的理想》的作文中真诚地描述过我的理想：当一名解放军战士。奇怪的是我当时为什么没有想到当一名解放军干部，很明显，干部比战士享有更多特权。
初中我的理想是当一个打架高手，叫所有敢在街上跟我照眼的人闻风丧胆，望风而逃。
高中我的理想是当一个好丈夫或诗人，我鼓足了勇气才敢于说出来。
大学理想是当个外企职员。
阿莱少年时的理想是当居里夫人，可惜她虽学习不错但并不用功。
大学时的理想是跟我白头到老，诸位往下看便可知道，后来她又改主意了。
华杨少时的理想说出来叫人痛心，老师在一节课上把他们班同学依次叫起来，轮到他时，他说想当一个红小兵（就是后来的少年先锋队队员），结果是他到五年级也没实现他的理想。
大学时他想当一名录音师，天天听好听的磁带。
陆然小时候的理想是当一名水兵。
大学时的理想是当一名作家。
刘欣小学时的理想是当一个农民，他认为那样可以斗地主，挺带劲。
上大学他的理想与众不同，他想当一个女人，他认为女人可以不劳而获，一生只要做好避孕工作便算大功告成。
所有这些理想在1995年全变成了想当大款。
这便是68年出生的人的理想历程。
不幸的是，所有这些理想，竟无一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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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夏天携着一顿暴雨劈头盖脸而至，暴雨过后是长时间的大晴天，热浪紧随其后，滚滚而来，每天气温上升摄氏两度，我所在的那个歌厅出现了几个三陪，长的颇有姿色，但我对她们那路人只能装作视而不见，（她们对我们也没兴趣，）每天半夜回家后把琴盒往门后一靠，一头扎进厨房，打开冰箱门，拿出筒啤酒就坐在冰箱旁边喝，冰箱门也不关，让里面的冷气飘到皮肤上。喝完一筒后，狂跳的心才稍稍平静，然后去洗手间冲个凉水澡，出来后方觉出自己仍活在世上。
阿莱每天仍住我这儿。
两个月前，她重又开始留头发，现在头发半长不长的耷在脑后，用尽全力也只能梳起一个一寸长的狗尾巴。我的梳子上时常沾着她的长发，每天早晨上学前，我只好改用手沾水把头发弄顺。
我和阿莱的关系颇像这个夏季，狂热了几天之后，一切重归平淡乏味。
在我的印象里，冬天是比较容易混过的，你只需蒙头大睡即可，至于说到夏天，那可就难了。遇到酷暑难当，你如果下午睡觉多半会在喉咙几乎失火的情况下醒来。如遇阴雨天，心情郁闷，身上总是有股潮乎乎的馊味儿，睡不着也起不来，食欲大减，脾气变坏，总之，整个季节令人沮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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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星期六，我和阿莱因为昨夜睡得太晚，早晨没起来，索性不去上学，在家里混时间。
电视中播出的《动物世界》中关于非洲的一段画面给我印象特别深刻，在那漫漫夏季，几只非洲狮伏在阴凉地里，注视着那些从眼前成群结队大摇大摆走过的猎物，一脸厌烦，只有饿极了才会突然出击，吃掉一只不走运的鹿或是野羊，但大多数时间，狮子们总是在呼呼大睡或像阴险小人一样东瞧西看，居心叵测。
于是那个夏季，我和阿莱就时常各据房中一角，我学非洲雄狮，阿莱学非洲母狮，没有猎物我们就互相看。
有一次，我在读一本讲拿破仑奇闻逸事的小说，眼睛看酸之际放低书本望向坐在床上看时装杂志的阿莱，没想到正和她偶然看过来的目光相遇，我没话找话地问她："饿吗？"非洲母狮答道："有点儿，想吃你可没食欲。"
作为非洲雄狮我不得不回敬："我也是，想操你可没*。"
讨厌的沉闷的懒散的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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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热难当的7月中的一天，我晚上回来已经快12点了，在楼下的一个西瓜摊上买了一个足有十五斤重的西瓜，独自抱到楼上准备大吃特吃，敲了半天门没人开，进门看到阿莱留在桌上的纸条，她的一个女伴和她一起去另一所大学过校庆，晚上不回来，我把西瓜一切两半，放进冰箱一半，另一半直接抱到写字台上，用一只大勺挖着吃。刚吃两口，电话铃响了，我去接，是陆然。
"回来了？"我问。
"嗯。"
"今天晚上没事？"
"嗯。"
"过来吧。阿莱不在。"
"还是找个地方喝一杯。"
"也行，哪里？"
"馨乐，美术馆拐弯那家。"
"你在哪儿？"
"我就在馨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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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吗？前一段时间我哪儿也没去，就在北京，你收到的信是我托海南的一个朋友从那边寄过来的。"陆然说这句话时后背尽力向椅背上靠去，桌上的酒杯被他用一只手指拨得在两盘凉菜间来往穿行。
"什么意思？"我不禁问。
"没什么。"他答道，"想尝尝离群索居的滋味。"
"这下尝到了？"
"尝到了。"
"怎么样？"
"一样没劲，是没劲中最没劲的。"
"现在？"
"噢，没事了。"
"你疯了吧。"
"谁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