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大家围坐在炉子周围，谁也不说话；唯一的消遣是听燃烧的山榉柴噼啪作响。这是最和睦的家庭都会遇到的那种愁闷时刻。一个孩子快活地叫起来：
“有人拉门铃！有人拉门铃！”
“见鬼！如果是德·圣吉罗先生以道谢为由来纠缠，”市长叹道，“我就对他不客气；这也太过分了。他该谢的是瓦勒诺，我还是受牵连的呢。这件事要是被那些该死的雅各宾派报纸抓住，把我写成一个诺南特一—散克先生，我又能说什么呢？”
这时一个极漂亮的蓄着黑黑的大连腮胡的人，跟着仆人进来
“市长先生，我是热罗尼莫先生。这里有一封信，是那不勒斯大使的随员博威齐骑士在我动身前交我带给您的；”热罗尼莫先生神情愉快，又望着德·莱纳夫人说：“九天前，夫人，您的表兄我的好友博威齐先生说您会说意大利语。”
那不勒斯人的好兴致一下子使这个愁闷的夜晚变得欢乐愉快。德·莱纳夫人一定要请他吃夜宵。她让全家人都动起来了，她无论如何要让于连忘掉一天之内在他耳朵响过两次的那个密探的称呼。热罗尼莫先生是个有名的歌唱家，很有教养，又很快活，在法国，这两种品质已不大能并存了。夜宵后，他和德·莱纳夫人唱了段二重唱。他讲的故事也很迷人。凌晨一点钟，于连让孩子们去睡觉，他们都嚷嚷起来。
“再讲一个故事，”老大说。
“这是我自己的故事，少爷，”热罗尼莫说。“八年前，我像你们一样是那不勒斯音乐学院的一个年轻学生，我的意思是说像你们一样大；但是，我可没有这个荣幸，做美丽的维里埃市市长的儿子。
这句话让德·莱纳先生叹了口气，他望了望妻子。
“赞卡莱利先生，”年轻的歌唱家继续说，稍微夸大了他的口音，逗得孩子们哈哈大笑，“赞卡莱利先生是一个极其严厉的老师。学院里大家都不喜欢他，可是他希望大家一举一动都仿佛喜欢他似的。我是能出校门就出校门，我去圣卡利诺小剧场，在那里可以听到天仙般的音乐：但是，天哪！我怎么才能凑足八个苏买一张正厅的座呢？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呀，”他看了孩子们，孩子们笑了。“乔瓦诺先生，圣卡利诺小剧场的经理，听我唱歌。那时我十六岁，他说：‘这孩子可是个宝贝呀。’
“‘你原意我雇你吗，亲爱的朋友？’他来对我说。
“‘您给我多少钱？’
“‘一个月四十杜卡托。’先生们，这是一百六十法郎呀。我以为看见天开了。
“我对乔瓦尼说：‘可怎么让赞卡莱利先生放我走呢？’
“‘让我去办’！”
“让我去办！”老大喊道。
“正是，我的少爷。乔瓦尼先生对我说：‘亲爱的，先来签一份合同。’我签了字，他了我三杜卡托。我从没有见过这么多钱，然后他告诉我该做什么。
“第二天，我求见可怕的赞卡莱利先生。他的老仆人让我进去。
“‘找我干什么，坏小子？’赞卡莱利说。
“‘老师！’我说，‘我对我的过失感到后悔，我再也不翻铁栏杆离开学院了。我要加倍努力学习。’
“‘要不是我怕毁了我见过的最美的男低音，我早就把你关上十五天了，只给面包和水，小流氓！’
“‘老师，’我说，‘我将成为全院的榜样，请相信我。但是我向您求一个恩典，如果有人求我到外面唱歌，替我拒绝他。求求您，说您不能同意。’
“‘见鬼，谁会要您这样一个坏蛋？难道我会允许你离开音乐学院吗？你想取笑我吗？滚！滚！’他一边说一边要朝我屁股上踢一脚，‘不然的话，当心去啃干面包蹲监狱。’
“一小时以后，乔瓦尼先生到院长家：
“‘我来求您成全我，’他对他，‘把热罗尼莫给我吧。让他到我的剧场去唱歌，今年冬天我就能嫁女儿了。’
“‘您要这个坏蛋干什么？’赞卡莱利对他说，‘我不愿意，您得不到他，再说，就是我同意，他也不会离开音乐学院的，他刚对我发过誓。’
“‘如果只关系到他的个人意愿，’乔瓦尼严肃地说，一边从口袋里掏出我的合同，‘歌唱合同！这是他的签字。’
“赞卡莱利勃然大怒，一个劲儿地摇铃叫人：
‘把热罗尼莫赶出音乐学院！’他叫道，暴跳如雷。就这样，我被赶出来了，可我哈哈大。当天晚上，我唱了一首莫蒂普利科咏叹调。小丑想结婚，掰着指头计算成家需要的东西，老是算不清楚。”
“啊！先生，请您给我们唱唱这支咏叹调吧，”德·莱纳夫人说。
热罗尼莫唱了，大家笑得眼泪都出来了。直到凌晨两点钟，热罗尼莫先生才去睡觉，他的优雅的举止、他的快活与随和，迷住了这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