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四杰
“初唐四杰”是初唐文学家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合称。“四杰”的诗文虽未脱齐梁以来绮丽余习，但已初步扭转文学风气，他们是唐代文坛上新旧过渡的人物。
王勃（07年），字子安，是“初唐四杰”之首。王勃的祖父王通是隋末著名学者，号文中子。父亲历任太常博士雍州司功等职。王勃才华早露，未成年即被司刑太常伯刘祥道赞为神童，向朝廷表荐，对策高第，授朝散郎。乾封初（年）为沛王李贤征为王府侍读，两年后因戏为《檄英王鸡》文，被高宗怒逐出府。随即出游巴蜀。咸亨三年（7年）补虢州参军，因擅杀官奴当诛，遇赦除名。其父亦受累贬为交趾令。上元二年（7年）或三年（7年），王勃南下探父，渡海溺水，惊悸而死。
王勃的诗赋风格清新，他在7岁时所写的《滕王阁诗序》是词赋中的名篇，序末所附的《滕王阁诗》则是唐诗中的精品。至于他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一诗，更是公认的唐诗极品，其中“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两句成为渗透古今撼动人心的千古名句。
杨炯（约09年），弘衣华阴（今属陕西）人，吏治以严酷著称，卒于官，世称杨盈川。杨炯以边塞征战诗著名，所作如《从军行》《出塞》《战城南》《紫骝马》等，表现了为国立功的战斗精神，气势轩昂风格豪放。其他唱和纪游的诗篇则无甚特色，且未尽脱绮艳之风。
卢照邻（约9年），字升之，自号幽忧子。幽州范阳（今河北涿县）人。据说他晚年不堪病痛折磨，含悲怀愤，竟然投水而死，令人扼腕不已。
骆宾王（约087年），字观光，婺州义乌（今浙江义乌）人，又与富嘉谟并称“富骆”。在“四杰”中，他的诗作最多。尤擅七言歌行，名作《帝京篇》为初唐罕有的长篇，当时以为绝唱。骆还曾久戍边城，写有不少边塞诗，豪情壮志，见闻亲切。唐中宗复位后，诏求骆文，得数百篇。
“初唐四杰”是当时官小而名大，年少而才高的诗人，他们在初唐诗坛的地位很重要，上承梁陈，下启沈宋，其中卢骆长于歌行，王杨长于五律。后人所说的声律风骨兼备的唐诗，从他们才开始定型。
在唐诗史上，他们是勇于改革齐梁浮艳诗风的先驱。唐太宗喜欢宫体诗，写的诗也多为风花雪月之作，有很明显的齐梁宫体诗的痕迹。大臣上官仪也秉承陈隋的遗风，其作风靡一时，士大夫们争相效法，世号“上官体”。
在齐梁的形式主义诗风仍在诗坛占有统治地位的时候，“四杰”挺身而出，王勃首先起来反对初唐诗坛出现的这种不正之风，接着其余三人也都起来响应，一起投入了反对“上官体”的创作活动之中。
他们力图冲破齐梁遗风和“上官体”的牢笼，把诗歌从狭隘的宫廷转到了广阔的市井，从狭窄的台阁移向广阔的江山和边塞，开拓了诗歌的题材，丰富了诗歌的内容，赋予了诗歌新的生命力，提高了诗歌的思想意义，展现了带有新气息诗风，推动初唐诗歌向着健康的道路发展。他们的诗尽管未能摆脱南朝风气，但其诗风的转变和题材的扩大，预示了唐诗未来的发展方向，他们是真正的唐诗的“揭幕人”。
“初唐四杰”为五言律诗奠定了基础，并且使七言古诗发展成熟。所以“初唐四杰”在发展诗歌形式上的成就，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他们在文学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
陈子昂（9700年），唐代文学家，初唐诗文革新人物之一。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四川省射洪县）人。因曾任右拾遗，后世称为陈拾遗。其诗风骨峥嵘，寓意深远，苍劲有力，他的作品有《感遇》《登幽州台歌》《陈伯玉集》传世。
陈子昂青少年时家庭较富裕，轻财好施，慷慨任侠。成年后始发愤攻读，博览群书，擅长写作。同时关心国事，要求在政治上有所建树。然而当他从家乡四川来到长安，准备一展鸿鹄之志时，却四处碰壁，怀才不遇，令他忧愤交加。
岁那年，陈子昂进士及第，官麟台正字，后升右拾遗，直言敢谏。时武则天当政，信用酷吏，滥杀无辜，他屡次上书谏诤。武则天计划开凿蜀山经雅州道攻击生羌族，他又上书反对，主张与民休息。他的言论切直，常不被采纳，并一度因“逆党”反对武则天的株连而下狱。
垂拱二年（8年），曾随左补阙乔知之军队到达西北居延海张掖河一带。万岁通天元年（9年），契丹李尽忠孙万荣叛乱，又随建安王武攸宜大军出征。
两次从军，使他对边塞形势和当地人民生活获得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圣历元年（98年），因父老解官回乡，不久父死。居丧期间，权臣武三思指使射洪县令段简罗织罪名，加以迫害，使其冤死狱中。
在文学方面，陈子昂针对初唐的浮艳诗风，力主恢复汉魏风骨，反对齐梁以来的形式主义文风。他自己的创作，如《登幽州台歌》《感遇》等共8首诗，风格朴质而明朗，格调苍凉激越，标志着初唐诗风的转变。
陈子昂的诗歌创作，在唐诗革新道路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卢藏用说他“横制颓波。天下翕然质文一变”（《陈伯玉文集序》）。宋刘克庄《后村诗话》说：“唐初王杨沈宋擅名，然不脱齐梁之体，独陈拾遗首倡高雅冲淡之音。一扫六代之纤弱，趋于黄初建安矣。”金元好问《论诗绝句》也云：“沈宋横驰翰墨场，风流初不废齐梁。论功若准平吴例，合著黄金铸子昂。”都中肯地评价了他作为唐诗革新先驱者的巨大贡献。
总之，陈子昂的诗歌，以其进步充实的思想内容，质朴刚健的语言风格，对整个唐代诗歌产生了巨大影响。
此外，陈子昂在散文革新上也是有功绩的。他文集中虽然也还有一些骈文，但那些对策奏疏，都用的是比较朴实畅达的古代散文，这在唐代，也是开风气之先。所以唐代古文家萧颖士梁肃韩愈都对他有较高的评价。
孟浩然（8970年），唐代诗人。襄州襄阳（今湖北襄樊）人，世称孟襄阳。代表作有《春晓》《过故人庄》《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等。
孟浩然具有侠客心肠，自小喜欢读古人节义事迹，并且身体力行，到处为人排难解纷，也因此结交了各阶层的朋友。他也喜好读书，想一展抱负，可惜一直没有适当的机会，满腹经纶的他颇为灰心，在失望之余，遍游江南，最后回到故乡，在附近的鹿门山隐居。
隐居一段时间，又想有所作为，因而到长安寻觅机会。他的诗得到了很高的评价，名声一时传遍京师，可惜在仕途方面却阻碍重重，始终得不到朝廷重用，孟浩然受到莫大的打击，只得失意的回到鹿门山，悠游山水间。之后虽有一两次机会，但可惜都没能施展才能。
740年，好朋友王昌龄来到襄阳，此时孟浩然背上生疽，己经快痊愈了，医生叮咛不可吃鱼虾等食物，可是老朋友相聚，饮酒聊天，无比欢乐，孟浩然竟忘了忌讳，吃了鲜鱼，结果病毒发作死亡，活了岁。
从孟浩然的生平经历看，他除了晚年大约一年时间被辟为幕僚之外，终其一生可说是布衣诗人。然而，孟浩然并非无意入仕之人，他与盛唐其他诗人一样，怀有济世的强烈愿望。他的诗受南朝诗风的影响，清新脱俗，深得当时及后世盛誉；其亦仕亦隐的情怀也让后人评说不已。
孟浩然和王维合称为“王孟”，其诗虽不如王诗境界广阔，但在艺术上有独特造诣，而且是继陶渊明谢灵运谢眺之后，开盛唐田园山水诗派之先河。孟诗不事雕饰，清淡简朴，感觉亲切真实，生活气息浓厚，富有超妙自得之趣。如《秋登万山寄张五》《过故人庄》《春晓》等篇，淡而有味，浑然一体，韵致飘逸，意境清旷。
孟浩然是唐代第一个倾力写作山水诗的诗人，其诗今存00余首，大部分是他在漫游途中写下的山水行旅诗，也有他在登临游览家乡一带的万山岘山和鹿门山时所写的遣兴之作，还有少数诗篇是写田园村居生活的。
山水景物是南朝诗歌最重要的题材，经历长期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到孟浩然，山水诗又被提升到新的境界，这主要表现在：诗中情和景的关系，不仅是彼此衬托，而且常常是水乳交融般的密合；诗的意境，由于剔除了一切不必要不协调的成分，而显得更加单纯明净；诗的结构也更加完美。
孟浩然山水诗的意境，以一种富于生机的恬静居多。但是他也能够以宏丽的文笔表现壮伟的江山，如《彭蠡湖中望庐山》中：“太虚生月晕，舟子知天风。挂席候明发，渺漫平湖中。中流是匡阜，势压九江雄。黤黕凝黛色，峥嵘当曙空。香炉初上日，瀑布喷成虹……”清人潘德舆以此诗和《早发渔浦潭》为例，说孟诗“精力浑健，俯视一切”（《养一斋诗话》），正道出了其意兴勃郁的重要特征。
王昌龄（约987年），字少伯，盛唐著名边塞诗人，籍贯有太原京兆两说。他的代表作品有《出塞》《从军行》《闺怨》等。
家境比较贫寒的王昌龄，早年进士及第，然后当上校书郎。后来，王昌龄选博学宏词科，超绝群伦，于是改任汜水县尉，再迁为江宁丞。不久他写了一篇《梨花赋》讽刺权贵，因文致祸，此后就连遭贬谪。
王昌龄曾游襄阳，访著名诗人孟浩然。据说孟浩然之死和王昌龄还大有干系，前文已述。在这一时期，王昌龄又结识了大诗人李白，有《巴陵送李十二》诗。与孟浩然李白这样当时第一流的诗人相见，对王昌龄来说，自是一大乐事，可惜与孟浩然一见，竟成永诀；与李白相见，又都在贬途当时李白正流放夜郎。王昌龄离京赴江宁丞任时已与诗人岑参相识，岑参有《送王大昌龄赴江宁》诗，王昌龄也有诗留别。途经洛阳时，又与綦毋潜李颀等诗人交游，也都有诗为证。
作为盛唐诗坛著名诗人的王昌龄，当时即名重一时，被称为“诗家夫子王江宁”。因为诗名早著，所以与当时名诗人交游颇多，交谊很深，除了与李白孟浩然的交游外，还同高适綦毋潜李颀岑参王之涣王维储光羲常建等都有交流。他因数次被贬，在荒僻的岭南和湘西生活过，也曾来往于经济较为发达的中原和东南地区，并曾远赴西北边地，甚至可能去过碎叶（在今吉尔吉斯）一带。因他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和广泛的交游，对他的诗歌创作大有好处。
王昌龄擅长七言绝句，被后世称为“七绝圣手”，如《出塞》诗：“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慨叹守将无能，意境开阔，感情深沉，有纵横古今的气魄，确实为古代诗歌中的珍品，被誉为唐人七绝的压卷之作。又如《从军行》等，也都为脍炙人口的名作。反映宫女们不幸遭遇的《长信秋词》《西宫春怨》等，格调哀怨，意境超群；抒写思妇情怀和少女天真的《闺怨》《采莲曲》等，文笔细腻生动，清新优美。送别之作《芙蓉楼送辛渐》同样为千古名作。沈德潜《唐诗别裁》说：“龙标绝句，深情幽怨，意旨微茫，令人测之无端，玩之无尽。”
王昌龄的边塞诗充分体现了他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精神，同时也深深蕴含了诗人对下层人民的人文关怀，体现了诗人博大的胸怀。王昌龄在写作方式上擅长以景喻情，情景交融。这本是边塞诗所最常用的结构，但是诗人运用最简练的技巧，于这情境之外又扩大出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在最平实无华的主题之中凝练出贯穿于时间与空间中永恒的思考，最具代表的就是《出塞》。
高适岑参并称为“高岑”，这始于他们的好友杜甫《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高岑殊缓步，沈鲍得同行。”意思是说，他们两人成名均较晚，但才学堪比沈约鲍照。
高适（7007年），字达夫仲武，沧州（今河北省景县）人，居住在宋中（今河南商丘）一带。他的诗直抒胸臆，不尚雕饰，以七言歌行最富特色，大多描写边塞生活。著有《燕歌行》《除夜作》等。
高适少孤贫，有游侠之气，曾漫游梁宋，躬耕自给，加之本人豪爽正直的个性，故诗作反映的层面较广阔，题旨亦深刻。高适的心理结构比较粗放，性格率直，故其诗多直抒胸臆，或夹叙夹议，较少用比兴手法。如《燕歌行》，开篇就点出国难当头，突出紧张气氛：“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结尾处直接评论：“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既有殷切期待，又有深切感叹，含蓄而有力。
高适诗歌的注意力在于人而不在自然景观，故很少有单纯写景之作，常在抒情之时伴有写景的部分，因此这景常带有诗人个人主观的印记。《燕歌行》中用“大漠穷秋塞草衰，孤城落日斗兵稀”勾划凄凉场面，用大漠枯草孤城落日作排比，组成富有主观情感的图景，把战士们战斗不止的英勇悲壮烘托得更为强烈。
岑参（7770年），荆州江陵（现湖北江陵）人。出身于官僚家庭，曾祖父伯祖父伯父均官至宰相。父亲也两任州刺史，但父亲早死，家道衰落。他自幼从兄，遍读经史。0岁至长安，献书求仕。以后曾北游河朔。0岁举进士，授兵曹参军。
岑参的诗题材很广泛，富有浪漫主义色彩，且气势宏伟，想象丰富，色彩瑰丽，热情奔放。《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都是岑参边塞诗中杰出的代表作，《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可以说是和前两诗鼎足而立的杰作。自出塞以后，在安西北庭的新天地里，在鞍马风尘的战斗生活里，他的诗境空前开阔了，爱好新奇事物的特点在他的创作里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雄奇瑰丽的浪漫色彩，成为他边塞诗词的主要风格。
高适岑参都积极进取，但长期功名失意，一再出塞谋求报国立功，对仕途坎坷和边塞生活有着深刻的体验。他们以边塞战争塞上风光和仕途艰难为题材，善于运用七言古诗等体裁，表现报国安边治国安民的壮志和奋发进取的精神，或抒发怀才不遇功业无成的悲愤。其诗意气豪迈，情辞慷慨，奇偶相生，手法多样。这是他们的共同之处。有所不同的是，岑参的诗词更多地描写边塞生活的丰富多彩，而缺乏高适诗中那种对士卒的同情。这主要是因为他的出身和早年经历和高适不同。
李白（707年），字太白，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油）人。受道家影响较深，诗有仙气，人称“诗仙”。他是唐代诗坛的代表人物，又是中国文学史上继屈原之后又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
李白出生于盛唐时期，岁时随父迁居四川彰明县的青莲乡，故号青莲居士。开元年（7年），李白出蜀远游。李白在蜀中漫游时，曾登峨嵋青城等名山，写下了《访戴天山道士不遇》和《峨嵋山月歌》等诗篇，显露出了李白早年的才华。
当时，80余岁的著名诗人太子宾客贺知章在长安与李白相会，遂称其为“谪仙人”，经过贺知章的褒扬，李白的名声顿时传遍京师。唐玄宗非常隆重地召见了他，但玄宗只是十分欣赏他的诗句，将他当作个点缀“太平盛世”的文学侍从，任命他为“供奉翰林”，却没有任何实际职位。
一日，唐玄宗李隆基与宠妃杨玉环在沉香亭赏花，召翰林李白吟诗助兴。李白酒醉，命宦官高力士为其磨墨拂纸，即席写就《清平调》三首，李隆基看了诗很高兴，赐饮。李白借着酒劲，叫高力士为他脱靴，加以奚落。高力士是大太监，靴是给他脱了，但从此记恨在心。后来他在杨玉环面前捣鬼，诋毁李白。原来李白有一首诗云“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在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诗中所用的典故飞燕，是赵飞燕。本来李白是用飞燕新妆比喻名花凝香，并没有讽刺杨贵妃的意思。高力士却说诗中的赵飞燕就是指杨贵妃，是故意侮辱她。杨贵妃“恍然大悟”，非常恼火，便在玄宗面前讲了李白的坏话。
李白渐感自己政治理想的破灭。同时，他那种“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琐贤”的傲然态度也令权贵们嫉妒与恼怒。因而权贵们对其百般谗毁，玄宗也逐渐疏远李白。李白意识到“谗惑英主心，恩疏佞臣计。彷往庭阙下，叹息光阴逝”，于是上书请求回乡，玄宗很快赐金放他回去了。
7年，李白准备跟着李光弼追击史朝义，但因病中途返回。第二年他在当涂（今属安徽）其堂叔李阳冰家中因饮酒过度醉逝。
李白诗歌散失不少，今尚存900多首，内容丰富多彩。李白一生关心国事，不满黑暗现实，希望为国立功，他的《古风》9首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李白还有不少诗篇，表现了对人民生活的关心和同情，这种内容常常结合着对统治者的批判。他的一部分乐府诗，反映妇女的生活及其痛苦，其中着重写思妇忆念征人，还写了商妇弃妇和宫女的怨情。
李白的诗歌是盛唐气象的典型代表。诗人终其一生，都在以天真的赤子之心讴歌理想的人生，无论何时何地，总以满腔热情去拥抱整个世界。如果说，理想色彩是盛唐一代诗风的主要特征，那么，李白是以更富于展望的理想歌唱走在了时代的前沿。李白诗歌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代韩愈李贺，宋代欧阳修苏轼陆游，明代高启，清代屈大均黄景仁龚自珍等著名诗人，都在不同程度上从李白的诗歌中汲取营养，进行创作。
王维（公元707），字摩诘，盛唐时期的著名诗人，官至尚书右丞，世称“王右丞”。原籍祁（今山西祁县），后迁至蒲州（今山西省永济）。代表作有《渭川田家》《终南别业》《鹿柴》《竹里馆》《渭城曲》《山居秋暝》等。
王维幼年聪明过人。岁时，去京城应试，由于他能写一手好诗，工于书画，而且还有音乐天赋，所以立即成为京城王公贵族的宠儿。
出仕后，王维利用官僚生活的空余时间，在京城的南蓝田山麓修建了一所别墅，以修养身心。该别墅原为初唐诗人宋之问所有，那是一座很宽阔的去处，有山有湖，有林子也有溪谷，其间散布着若干馆舍。王维在这时和他的知心好友过着悠闲自在的生活。这就是他的半官半隐的生活情况。
一直过着舒适生活的王维，到了晚年却被卷入意外的波澜当中。天宝十四年（7年）爆发了“安史之乱”。在战乱中他被贼军捕获，被迫当了伪官。而这在战乱平息后却成了严重问题，他因此被交付有司审讯。幸在乱中他曾写过思慕天子的诗，加上当时任刑部侍郎的弟弟的求情，才得免于难，仅受贬官处分。其后，又升至尚书右丞之职。
无论是边塞诗山水诗，还是律诗绝句等，王维都有流传后世的佳篇。苏轼说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王维确实在描写自然景物方面，有其独到的造诣。无论是名山大川的壮丽宏伟，或者是边疆关塞的壮阔荒寒，小桥流水的恬静，都能准确精炼地塑造出完美无比的鲜活形象，着墨无多，意境高远，诗情与画意完全融合成为一个整体。
王维的大多数山水田园之作，在描绘自然美景的同时，还流露出了闲居生活中闲逸的情趣。诗人特别喜欢表现静谧恬淡的境界，有的作品气象萧索，或幽寂冷清，表现了对现实漠不关心甚至禅学寂灭的思想情绪。王维的写景诗篇，常用五律和五绝的形式，篇幅短小，语言精美，音节较为舒缓，用以表现幽静的山水和诗人恬适的心情，尤为相宜。
王维的创作才能是多方面的。他的五律和五七言绝造诣最高，同时其他各体也都擅长，这在整个唐代诗坛是颇为突出的。他的七律或雄浑华丽，或澄净秀雅，为明七子所师法，七古《桃源行》《老将行》《同崔傅答贤弟》等，形式整饬而气势流荡，堪称盛唐七古中的佳篇。散文也有佳作，《山中与裴秀才迪书》清幽隽永，极富诗情画意，与其山水诗的风格相近。
杜甫（7770年），字子美。祖籍湖北襄阳，生于河南巩县。他曾居长安城南少陵，故自称“少陵野老”，人称“杜少陵”；又因居成都时世交严武（官居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举荐他做过节度参谋捡校工部员外郎，故又称“杜工部”。是唐代最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
杜甫自幼聪慧，0岁起便开始了他长达十余年的漫游生涯。他离开洛阳，沿着运河，过了长江。秀美的江南风光，丰富的文物古迹，开阔了杜甫的眼界。然后，他回到洛阳又北上，游览了齐赵（在现在山东省和河北省南部）大平原，登上了泰山。这两次漫游是杜甫一生中最如意的事。
有一年夏天，杜甫在洛阳会见了他慕名已久的大诗人李白。两个人志趣相投，一见如故，很快成为非常要好的朋友。当时，李白受到权贵的排挤，刚离开长安，但“谪仙”的名声已经传遍全国，而杜甫在诗坛才初露头角。他们俩年龄相差也比较大，可是他们彼此都很敬重。
杜甫拿自己的诗给李白看，向他请教。李白读了《望岳》以后，赞赏地说：“子美，你这首诗气魄不小，尤其‘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两句，发人深省，不同凡响！”杜甫则谦虚地说：“还是太白兄诗写得气势雄伟啊！”
不久，李白到梁国（在现在河南省开封）宋州（在现在河南省商丘）一带去了。随后，杜甫也如约赶到那里。随后两人一起又先后到齐州和兖州。白天他们一起登临名胜，拜访隐士。晚上畅谈痛饮，谈诗论文，喝醉酒就共被酣睡，亲密得像兄弟一样。杜甫用“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的诗句来形容他们的这段交往。李白也用“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来表示自己对杜甫的思念之情，就像那浩浩荡荡的汶水奔流不止。
在游历路上，杜甫看到许多悲惨的情景。杜甫怀着对人民的深切同情，把他的所见所闻写在六首诗中，那就是《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简称“三吏”“三别”。这六首诗都深刻地反映出了当时动乱不安的社会面貌，写得生动感人，是我国古典诗歌中的不朽杰作。
安史之乱爆发，长安沦陷，杜甫一家老小加入了流亡的难民队伍。至德二年（757年），杜甫从长安逃出，并不辞辛苦，千里迢迢投奔至唐军，肃宗被其忠诚所感动，任他为左拾遗，但很快就被贬为华州司马参军。唐大历五年（770年），杜甫病逝于旅途中，时年9岁。
杜诗现存00多首，它们深刻地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0多年的社会全貌，生动地记载了杜甫一生的生活经历。把社会现实与个人生活紧密结合，达到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统一，代表了唐代诗歌的最高成就，被后代称作“诗史”。但杜甫并非客观地叙事，以诗写历史，而是在深刻广泛反映现实的同时，通过独特的艺术手段表达自己的主观感情。
杜诗内容广泛深刻，感情真挚浓郁；艺术上集古典诗歌之大成，并加以创新和发展；在内容与形式上大大拓展了诗歌领域，给后世以广泛的影响，被后人尊为“诗圣”。
韩愈（788年），字退之，唐河内河阳（今河南孟县）人。自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
韩愈的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都去世了，他就由在京城做官的哥哥韩会抚养。韩会对弟弟很好，教他认真读书，好好做人。
韩愈0岁的时候，韩会受到别人的牵连，被贬官到韶州（在现在广东省），于是韩愈跟随哥哥去了韶州。从京城长安到韶州有几千里的路程。一路上，韩会虽然心情不好，还是不停地给弟弟讲沿途风光和名人故事。韩愈记忆力很好，把哥哥讲的话全记在心里。
到韶州不久，韩会就因心情苦闷，又加上水土不服而病死。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嫂嫂郑氏带着自己的儿子和韩愈，护送着韩会的灵柩，回到了故乡河阳。安葬了韩会以后，郑氏关心地对韩愈和儿子说：“人生短暂，你们要抓紧时间读书做学问。虽不求显赫一时，也要不枉度一生。”韩愈这时候已经很懂事了，他知道这是嫂嫂替哥哥说出的话。从此以后，每天早上公鸡一叫，他就起床做操，然后回到书房里读书。
韩家历代有人做官，藏书很多。韩愈就从《论语》《孟子》读起，遇到问题，他就向嫂嫂请教。可当韩愈读到《书经》《易经》的时候，嫂嫂就不能教他了，韩愈就去找当地有学问的人请教。就这样，韩愈还读了《老子》《庄子》《荀子》等先秦散文著作。
韩愈青年时到了洛阳求学，他访了一些韩家相识的亲朋故友。大家见他懂礼貌又有学问，都邀请他住在自己家里。韩愈谢绝了大家的好意，自己找了两间茅屋住下，开始过起清贫的读书生活。韩愈身穿布衣，每天只吃两顿饭，其余的时间都用来读书访友。有时候，他读书入了迷，要到半夜三更的时候才睡觉。
韩愈赋诗论说传记颂赞书序哀辞祭文碑志状表杂文等各种体裁的作品，均有卓越的成就。
论说文在韩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以尊儒反佛为主要内容的中长篇有《原道》《论佛骨表》《原性》《师说》等。抒情文中的祭文，一类写骨肉深情，用散文形式，突破四言押韵常规，如《祭十二郎文》；一类写朋友交谊和患难生活，四言押韵，如《祭河南张员外文》《祭柳子厚文》。此外，书信如《与孟东野书》赠序如《送杨少尹序》等，也都是具有一定感染力的佳作。韩愈另有一些散文，如《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之类，完全出于虚构，接近传奇小说。
韩愈善于扬弃前人语言，提炼当时的口语。他主张“文从字顺”，创造了一种在口语基础上提炼出来的书面散文语言，扩大了文言文体的表达功能，但他也有一种佶屈聱牙（指句子读起来不顺口）的文句。
韩愈也是诗歌名家，艺术特色以奇特雄伟光怪陆离为主，如《陆浑山火和皇甫用其韵》《月蚀诗效玉川子作》《南山诗》《岳阳楼别窦司直》《孟东野失子》等。他的诗在求奇中往往流于填砌生字僻语押险韵，但也有一些朴素无华本色自然的诗。
薛涛李冶鱼玄机与刘采春，并称唐朝四大女诗人。
薛涛（约78808年），字洪度，长安（今陕西西安）人。父薛郧，仕宦入蜀，他死后，妻女流寓蜀中。薛涛姿容美艳，性敏慧，8岁能诗，洞晓音律，多才艺，声名倾动一时。
薛涛和当时的著名诗人元稹白居易张籍王建刘禹锡杜牧张祜等人都有唱酬交往。居浣花溪上，自造桃红色的小彩笺，用以写诗。后人仿制，称为“薛涛笺”。晚年好作女道士装束，建吟诗楼于碧鸡坊，在清幽的生活中度过晚年。王建《寄蜀中薛涛校书》诗称道：“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花里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
薛涛的诗，不仅有如世所传诵的《送友人》《题竹郎庙》等篇，以清词丽句见长，还有一些具有思想深度的关怀现实的作品。
薛涛是个奇女子，很多人都被她的绝色与才华所吸引。她迤逦妍逸的传奇人生经历，透露出她过人的智慧和独善其身的秉性。虽然身为乐伎，但她的机智和才华仍获得了同时代诗人们的爱慕与肯定。
李冶，生卒年月不详，字季兰（《太平广记》中作“秀兰”），乌程（今浙江吴兴）人，后为女道士，是中唐诗坛享受盛名的女冠诗人。
她容貌俊美，天赋极高，从小就显露诗才，岁那年，曾写下一首咏蔷薇诗：“经时未架却，心绪乱纵横。”其父见诗大惊，更不无担忧：“架却”谐音“嫁却”，小小年纪就知道待嫁女子心绪乱，长大后恐失妇德。这不幸被其父言中，她最终出家为女道士（在唐代，出家可以更自由地交纳风流才子）。她神情潇洒，专心翰墨，生性浪漫，爱作雅谑，又善弹琴，尤工格律。当时超然物外的知名作家陆羽（鸿渐）和释皎然均同她意甚相得，著名诗人刘长卿也与她有密切联系，刘长卿对李冶的诗极其赞赏，称她为“女中诗豪”。此外，她还与朱放韩揆阎伯钧萧叔子等人情意非常投合。李治的《寄朱放》《送阎二十六赴剡县》等诗一扫女性作家向来的羞涩之态，坦然男女社交，在之后千年的历史上都是罕见的。
天宝年间，玄宗闻知她的诗才，特地召见她赴京入宫。那时，她已进入暮年，正栖身著名的花都广陵。接旨后，只得应命北上。后来因曾写诗给叛将朱沚，被德宗下令乱棒所杀。
鱼玄机（约887年），原名幼薇，字慧兰。她从小就受到父亲的悉心栽培，5岁诵诗，7岁习作，0多岁时就小有名气，当时的大诗人温庭筠很欣赏她的才华。她的诗作见于《全唐诗》，现存有0首之多。
鱼玄机，这位美丽多情的才女，也曾得到多情公子的轻怜蜜爱，谁料世事沧桑，命运又把她塑造成一个放荡纵情的女道士，最终为争风吃醋杀死了自己的侍婢，自己也走向了刑场，空留下无限的叹息。
刘采春，生卒年月不详，中唐时期江南女艺人。她既擅长参军戏，又会唱歌。元稹任越州（治所在今浙江绍兴）刺史浙东观察使时，她随丈夫周季崇等从淮甸（今江苏淮安淮阴一带）来到越州，深受元稹的赏识。元稹《赠刘采春》诗说她“选词能唱《望夫歌》”。《望夫歌》即《啰唝曲》，《全唐诗》录存首。
白居易（778年），唐代诗人，字乐天，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祖籍太原（今属山西），曾祖父白温迁居下邽（今陕西渭南），遂为下邽人。晚年官太子少傅，谥号“文”，世称白傅，白文公。
白居易的诗歌通俗易懂，受到了当时广大人民的欢迎，街头巷尾，到处都传诵着白居易的诗篇。据说，白居易写完一首诗，总先念给不识字的老婆婆听，如果有听不懂的地方，他就修改，一直到能够使她听懂。
那时候，正是朱泚叛乱之后，长安遭到了很大的破坏，长安有一个文学家顾况，很有才气，性情高傲。7岁的白居易带了自己的诗稿，到顾况家去请教。白居易拜见了顾况，送上名帖和诗卷。顾况看到“居易”两个字，皱起眉头打趣说：“近来长安米价很贵，只怕居住很不容易呢！”白居易被顾况莫名其妙地数落了几句，也不在意，恭恭敬敬地站在旁边请求指教。顾况拿起诗卷看了他的岁时写的名篇《草》之后，脸上显露出兴奋的神色，马上站起来，紧紧拉住白居易的手，热情地说：“啊！能够写出这样的好诗，住在长安也不难了。”于是设宴款待，多方宣扬，从此后白居易的声名大振。
白居易9岁时中进士，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翰林学士，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写了大量讽喻诗，代表作是《秦中吟》0首和《新乐府》0首，这些诗使权贵切齿扼腕变色。元和六年（8年），白居易母亲因患神经失常病死在长安，白居易按当时的规矩，回故乡守孝三年，服孝结束后回到长安，官至左赞善大夫。
元和十年（8年）六月，白居易岁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对如此大事，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置若罔闻，不急于处理。白居易十分气愤，便上疏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可是那些掌权者非但不褒奖他热心国事，反而说他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一种僭越行为；还说他母亲是看花时掉到井里死的，他写赏花的诗和关于井的诗，有伤孝道，这样的人不配做左赞善大夫陪太子读书，应驱逐出京。于是他被贬为江州司马。实际上，他得罪那些掌权官宦的原因还是那些讽喻诗。
白居易的诗作，在民间广为流传，这在古代是极少见的。有一次，白居易从长安到江西，路途长达三四千里，在乡校佛寺旅馆往返的客船中，看到了他的诗歌；在平民僧侣老人和小孩的口中，也听见他的诗歌，这使他非常的自豪。
《长恨歌》是白居易的代表诗作之一，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叙事长诗之一。作者利用“歌行”这个流畅自由的体裁，叙述故事，构思精巧，起伏跌宕。《琵琶行》也是人人皆知的名篇，诗中虽有较浓重的感伤意味，但比《长恨歌》更具现实意义，“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这流传千年的诗句，将琵琶女的命运和自己的身世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首诗叙述的层次分明，描写的细致生动，比喻的新颖精妙，被历代文人所称颂，表明白诗语言确实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
刘禹锡（778年），字梦得，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人，唐代中期诗人文学家哲学家，代表作品有《陋室铭》《秋风引》《堤上行》《忆江南》《望洞庭》等。
刘禹锡出身于书香门第，政治上主张革新，是王叔文派政治革新活动的中心人物之一。他的性格十分倔强，有一种认准了理不回头的精神，长期的贬谪并没有改变他的政治立场。他的很多诗篇指斥尖锐，嘲讽辛辣，矛头直指当朝的权贵弄臣。贬官0年后他被召回长安，在游玄都观欣赏桃花时，写了首诗《元和十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诗词表面上写赏花，但寓意不言而喻。如今满朝志得意骄的新贵，徒有其表，并无实才，就像轻薄的桃花一样，他们都是我刘郎被赶出长安后补的空缺啊。
这首诗“语涉讥讽”，得罪了那些权贵，所以回京师没几天，他就又被贬往连州。这一贬时间更长，过了整整年才返回长安。诗人又一次来到玄都观，可满园的桃花已荡然无存，只剩下一片荒草苔藓。望着这昔盛今衰的荒败景象，他感慨万千，那股倔劲又上来了，挥笔写了一首《再游玄都观》：“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这首诗歌是上一篇的继续，但讽刺意味比上一篇更为辛辣。曾经满园盛开的桃花，现在被一片荒草替代，当年那些志得意骄的新贵们，现在又到哪里去了呢？我这个当年被贬斥的刘郎，今天不是又回来吗？诗中充满了对统治阶级的蔑视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刘禹锡始终以积极乐观的精神进行创作，积极向民歌学习，创作了《秋词》等仿民歌体诗歌，如：“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古人望秋而生悲凉，可他偏要反其道而行之，认为秋日胜过春朝。天高气爽，碧空如洗，一鹤冲霄，气概昂扬，令人心旷神怡。诗歌抒发了诗人豪迈向上不屈不挠的人生态度。
晚年，刘禹锡变得性格乖戾，很少和人往来，以专门从事创作来消闲度日，自得其乐。但常和白居易往来，白居易赞扬他“善诗精绝”，并推刘禹锡为“诗豪”，意即诗人中的豪杰出众者的意思，后人也就据此而称之。
刘禹锡及其诗风颇具独特性。他性格刚毅，饶有豪猛之气，在忧患相仍的谪居年月里，确实感到了沉重的心理苦闷，吟出了一曲曲孤臣的哀唱。但他始终不曾绝望，始终跳动着一颗斗士的心，写下了《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重游玄都观绝句》以及《百舌吟》《聚蚊谣》《飞鸢操》《华佗论》等诗文，屡屡讽刺抨击政敌，由此导致一次次的政治压抑和打击，但这压抑打击却激起他更为强烈的愤懑和反抗，并从不同方面强化着他的诗人气质。他说：“我本山东人，平生多感慨”（《谒柱山会禅师》）。这种“感慨”不仅增加了其诗耐人涵咏的韵味，而且极大地丰富了其诗的深度和力度。
刘禹锡反映民众生活和风土人情的诗，题材广阔，风格上汲取巴蜀民歌含蓄宛转朴素优美的特色，清新自然，健康活泼，充满生活情趣。其讽刺诗往往以寓言托物手法，抨击镇压永贞革新的权贵，涉及较广的社会现象。晚年所作，风格渐趋含蓄，讽刺而不露痕迹。
柳宗元（7789年），字子厚，祖籍河东（今山西省永济市），生于长安，唐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杰出的文学家。因为他是河东人，卒于柳州刺史任上，所以人称柳河东或柳柳州。作为唐代古文运动倡导者和唐宋八大家之一，柳宗元一生留下了00多篇诗文作品，其诗多抒写抑郁悲愤思乡怀友之情，幽峭峻郁，自成一路。最为世人称道者，是那些清深意远疏淡峻洁的山水闲适之作。其文的成就大于诗。骈文有近百篇，散文论说性强，笔锋犀利，讽刺辛辣；游记则写景状物，多所寄托。
80年，唐顺宗即位，唐顺宗和他的老师王叔文主张改革政治。革新派大部分是一些出身较低年轻有为才学兼优的知识分子，柳宗元也是这个集团的重要成员，他们推行了许多改革措施。这些措施对稳定社会秩序有利，但却触犯了宦官和达官贵人的利益。以权阉俱文珍为首的宦官集团阴谋策动废顺宗立太子，通过宫廷政变来打击革新派。不久，顺宗被迫让位给太子（宪宗）。宦官得势后，“二王”即被贬逐，王伾死于贬所，王叔文被赐死，柳宗元刘禹锡等八人都被贬为边州司马。历史上称这一事件为“二王八司马”事件。
永州境内山岭起伏，河流纵横，风景优美。柳宗元初到永州的时候，住在城内东山的寺庙里。寺西有一座可以俯瞰全城的亭子，是观赏永州风光的好地方。九月的一天，柳宗元坐在这个亭子里，发现远处的西山景色特别美。于是，他立刻约了几个人去游西山。
他们沿着小河来到西山脚下，只见山势高峻，怪石嶙峋，满山是杂草树木。他们只得披荆斩棘，艰难地向上攀登，好不容易爬到山顶，四下一满看，那无边无际的原野，重重叠叠的山峦，幽深的山谷，曲折的河流都尽收眼底，人好像在天上一样。
看到这些美景，柳宗元顿觉心胸开阔。他们摆上随身带的酒菜，一边饮酒，一边赏景，高兴得什么都忘了，直到天黑才回家去。回到家里，柳宗元写了一篇散文《始得西山宴游记》，记叙了这次游览的经过。
从这以后，柳宗元的游兴更浓了。在山的西边，他又发现了一个水潭叫钴鉧潭。冉溪是潭水的源头，这溪水流得很急，撞在山石上激起雪白的浪花。它曲折东流，到钴鉧潭才平缓下来。潭将近有十亩大，水很清，周围全是树，岩石上有泉水流下来。
柳宗元非常喜欢钴鉧潭，多次去游玩。有一天，潭边的一户人家，突然找到柳宗元，对他说：“先生，官府的租税繁重，我缴不上，也还不起私人的债务。我见先生喜欢这潭边风光，想把潭边的田卖给您，好换点钱养活一家子，您看行吗？”
柳宗元见他说得可怜，就答应了。不久，柳宗元加高了岸上的台子，还把高处的泉水引到潭中，使它发出悦耳的响声。于是，他又写了一篇《钴鉧潭记》来记载这件事。
后来，柳宗元又游览了钴鉧潭西边的小丘小石潭以及其他许多地方，先后写了8篇游记，这就是千百年来被人们传诵的《永州八记》，包括《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记》《钴鉧潭西小丘记》《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
这些作品，以《小石潭记》最为著名，作者通过他的笔向人们描述出了一个清幽宁静的小石潭风景。文章引人入胜，隽永无穷。开头用未见其形先闻其声的写法展示小石潭。以鱼写潭，则潭水之清澈可以想见；以鱼写人，则人羡鱼乐之情溢于言表。作者状形传神布影设色，笔墨经济，手法高超。结尾以清寂幽邃之境写凄寒悄怆之感，情景交融。
元稹（7798年），字微之，别字威明。河南洛阳人。其先世是鲜卑族拓跋氏，汉化后以“元”为姓，从北魏至隋，地位均极显赫，不过到元稹祖父一辈时已渐趋没落。
元稹8岁丧父，由母亲携往舅舅家抚养，少年时代过的是寄人篱下的生活。但他也因此更加发愤图强，岁应明经科考试，一举及第，被授为左拾遗。元稹奉职勤恳，本应受到鼓励，可是因为锋芒太露，触犯权贵，反而引起了宰臣的不满，不久就遭到了贬谪，从此开始了他困顿州郡十余年的贬谪生活：一贬江陵，二贬通州，三贬同州，四贬武昌。
元稹为人刚直不阿，情感真挚，所以他虽遭贬谪，却因此获得很大的声名，朝中正直之士纷纷为他抱不平。元稹和白居易是一对挚友，白居易曾这样评价元稹“所得惟元君，乃知定交难”，并说他们之间的友谊是“一为同心友，三及芳岁阑。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衡门相逢迎，不具带与冠。春风日高睡，秋月夜深看。不为同登科，不为同署官。所合在方寸，心源无异端。”而元稹对白居易的关心，更凝结成了千古名篇《闻乐天授江州司马》。除了流芳千年的“元白之谊”，元稹和韦丛的夫妻情深也为世人津津乐道。
元稹岁那年，太子少保韦夏卿年芳0的小女儿韦丛就嫁给了他。此时的元稹仅仅是秘书省校书郎。韦夏卿出于什么原因同意这门亲事，已然无考，但出身高门的韦丛并不势利贪婪，没有嫌弃元稹。相反，她勤俭持家，任劳任怨，和元稹的生活虽不宽裕，却也温馨甜蜜。
造化弄人，年仅7岁的韦丛因病去世。此时的元稹已升任监察御史，幸福的生活就要开始，爱妻却驾鹤西去，诗人无比悲痛，写下了一系列的悼亡诗。其中《离思五首》（其四）极负盛名。该诗写久藏心底的不尽情思，因为与情人的曾经相识而自此对其他的女人再也不屑一顾（“取次花丛懒回顾”），诗中的比兴之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语言幻美，意境朦胧，被后人广为传诵。
元稹的创作，以诗的成就最大。他的乐府诗创作，多受张籍王建的影响。元稹在《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中说：“予读诗至杜子美，而知小大之有所总萃焉”，认为“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对杜诗推崇备至。元诗学杜而又能变杜，力求平浅明快，便于读者接受，从而形成自己的风格。
在诗歌形式上，元稹是“次韵相酬”的创始者。《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均依次重用白诗原韵，韵同而意殊。这种“次韵相酬”的做法，在当时影响很大，也很容易产生流弊。元稹在散文和传奇方面也有一定成就。他首创以古文制诰，格高词美，为人效仿。其传奇《莺莺传》（又名《会真记》）叙述张生与崔莺莺的爱情悲剧故事，文笔优美，刻画细致，为唐人传奇中之名篇。后世戏曲作者以其故事人物创作出许多戏曲，如金代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和元代王实甫《西厢记》等。
李商隐（约888年），字义山，号玉溪生，又号樊南生樊南子，晚唐著名诗人。祖籍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市），祖辈迁至荥阳（今河南郑州）。
李商隐0岁左右时，父亲在浙江任上去世，他和母亲及弟妹们回到了河南故乡，生活贫困，要靠亲戚接济。李商隐是家里的长子，因此也就背负上了撑持门户的责任。后来，他在文章中提到自己在少年时期曾“佣书贩舂”，即为别人抄书挣钱，贴补家用。
李商隐早年的贫苦生活对他性格和观念的形成影响很大。一方面，他渴望早日做官，以光宗耀祖。事实上，他也确实努力承担起家族的责任。成年后，李商隐曾利用为母亲守孝的时间，将寄葬在各地的亲属灵柩迁葬到荥阳。早年的经历使他养成忧郁敏感清高的性格，这些特征既大量地从他的诗文中流露出来，也表现在他曲折坎坷的仕途生涯。
李商隐的启蒙教育可能来自他的父亲。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则是他回到故乡后遇到的一位同族叔父。这位堂叔父曾上过太学，但没有做过官，终身隐居。据李商隐回忆，这位叔父在经学小学古文书法方面均有造诣，而且对李商隐非常器重。受他的影响，李商隐“能为古文，不喜偶对”。大约在岁时，写出了两篇优秀的文章（《才论》《圣论》，今不存），获得一些士大夫的赞赏。这些士大夫中，就包括时任天平军节度使的令狐楚。
令狐楚是李商隐求学生涯中又一位重要的人物，他本人是骈体文的专家，对李商隐的才华非常欣赏，不仅教授他骈体文的写作技巧，而且还资助他的家庭生活，鼓励他与自己的子弟交游。在令狐楚的帮助下，李商隐的骈体文写作进步非常迅速，由此他获得极大的信心，希望可以凭借这种能力展开他的仕途。但也正是由于这一段经历，使得他一生都被牵累在牛李党争的政治漩涡中。
时世家世身世，从各方面促成了李商隐易于感伤的内向型的性格与心态。国事家事春去秋来人情世态，以及与朋友与异性的交往，均能引发他丰富的感情活动。
李商隐的诗继承发展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技巧，成就很高。就内容而言，有政治诗咏史诗写景咏物诗和爱情诗几个方面。李商隐的政治诗中《行次西郊作一百韵》《安定城楼》较为出色，表达了奋发进取的精神；他的咏史诗《贾生》《隋宫》构思新巧措词委婉意蕴深长；咏物写景诗也有惊人之笔，如《登乐游原》，境界苍凉悲壮，意蕴含蓄。他的爱情诗是最为人们广泛传诵的，他常取名《无题》，或以诗中两字为题做为此类诗的题目，后人就把无题诗作为爱情诗的别称。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是李商隐广为流传的诗句。李诗广纳前人所长，承杜甫七律的沉郁顿挫，融齐梁诗的华丽浓艳，学李贺诗的诡异幻想，形成了他深情缠绵绮丽精巧的风格。李诗还善于用典，借助恰当的历史类比，使隐秘难言的意思得以表达。
李商隐是晚唐诗坛的一颗明星，他的诗可称之为诗苑奇葩，文也是文囿异卉。他的诗情真意切，绵邈曲折，散文却峭直刚劲，独出机杼，锐不可当，驳尽世俗定见，直抒胸臆；工本章奏则典丽公整，才情富瞻，不受文体所限而善于表情达意，对后世影响很大，被奉为四六文的金科玉律。
温庭筠（约88年），唐代诗人词人。本名岐，字飞卿，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是花间词派的重要作家之一。
温庭筠同白居易柳宗元等名诗人一样，一生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外地度过的。据考，温庭筠幼时已随家客游江淮，后定居于雩县（今陕西户县）郊野，靠近杜陵，所以他尝自称为杜陵游客。
温庭筠的诗，写得清婉精丽，备受时人推崇，《商山早行》诗之“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更是不朽名句，千古流传。相传宋代欧阳修非常赞赏这一联，曾自作“鸟声茅店雨，野色板桥春”，但终未能超出温诗原意。
除诗词外，温庭筠还是一位小说作家学者。据《新唐书。艺文志》载，温庭筠撰有小说《乾巽子》卷《采茶录》卷，编纂类书《学海》0卷。可惜全部亡佚，现在无从探知其详。
温庭筠少敏悟，同其他有成就的诗人一样，苦心砚席（砚台和坐席，借指学习），除了善鼓琴吹笛外，尤长于诗词。在当时与李商隐齐名，时号“温李”。《北梦琐言》说温庭筠“才思艳丽，工于小赋，每入试，押官韵作赋，凡八叉手而八韵成”，所以时人称为“温八叉”。在我国古代，文思敏捷者，有数步成诗之说，而像温庭筠这样八叉手而成八韵者，再无第二人。但这样有才华的人，却数举不第。
唐懿宗大中十一年（87年），温庭筠已岁，才在湖北襄阳做了一个很小的官。唐僖宗咸通二年（8年），温庭筠离开襄阳，去了江东，此时已经岁了，次年冬又回到了淮南。此时的温庭筠，虽诗名颇著，但非常潦倒，不检行迹，与贵胄裴诚令狐滈等博饮狎昵。当时令狐绹出镇淮南，温庭筠因其在位时曾压制过自己，虽是老相识，也不去看他。咸通四年（8年），温庭筠因穷迫乞于扬子院，醉而犯夜，竟被巡逻的兵丁打耳光，连牙齿也被打掉了几颗。他将此诉于令狐绹，令狐绹并未处置无礼之兵丁。兵丁极言温庭筠狭邪丑迹。有关温庭筠品行极坏的话传了到京师。温庭筠只好亲自到长安，致书公卿间，申说原委，为己雪冤。随后即居于京师。
咸通六年（8年），温庭筠出任国子助教，次年，以国子助教主国子监试。曾在科场屡遭压制的温庭筠，主试与众不同，严格以文判等，“乃榜三十篇以振公道”，并书榜文曰：“右，前件进士所纳诗篇等，识略精进，堪神教化，声调激切，曲备风谣，标题命篇，时所难著，灯烛之下，雄词卓然。诚宜榜示众人，不敢独断华藻。并仰榜出，以明无私。”将所试诗文公布于众，大有请群众监督的意思，杜绝了因人取士的不正之风，在当时传为美谈。而此举又给温庭筠带来了不幸。他完全以文判等，且榜之于众，已遭权贵不满，又所榜诗文中有指斥时政，揭露腐败者，温庭筠却称赞“声调激切，曲备风谣”，更为权贵所忌恨。所以，宰相杨收非常恼怒，将温庭筠贬为方城尉。因主持公道而招忌被贬，所以纪唐夫送其赴方城时，诗云：“且饮绿醁销积恨，莫辞黄绶拂行尘。”遭受此次打击，再次被贬，年事已高的温庭筠在咸通七年（8年）冬抑郁而死。
皮日休（约公元890年），字逸少，后改为袭美，自号鹿门子，又号醉士酒民间气布衣醉吟先生。襄阳人（今湖北襄樊襄阳区），唐朝著名文学家。
皮日休出身于贫苦家庭，早年即志在立功名佐王治，追随房玄龄杜如晦的事业。他出游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河南，至长安，应进士举不第。皮日休对当时封建统治下的黑暗政治，非常不满。他认为:“古之置吏也，将以逐盗；今之置吏也，将以为盗。”又说：“古之官人也，以天下为己累，故己忧之；今之官人也，以己为天下累，故人忧之。”
咸通年间，皮日休到毗陵就任。路途上遇到大暴雨，被耽隔在半路。这时天已黑，赶了一天的路，又渴又饿，只好到附近农家求碗水喝，弄点饭吃。
当他们敲门进到屋里时，见一家老小正在吃饭，孩子们见客人来后，都躲到里屋去了。对饥饿之人来说，算是赶上“饭点”了。他们向主人说明来意，但主人说什么也不肯给他们盛饭，并把锅盖按的紧紧的。
一个随从以为老乡不好说话，故意与他们为难，强勉把锅盖揭开。咳！锅里哪是什么饭，而是一锅橡子野菜糊！主人不给饭吃的原因才算“真相大白”。
皮日休感叹之下问道：“老人家，今年粮食收成这么好，为什么还吃橡子和野菜？”
老人看他们不像什么贪官之类，就坦率地说：“收成好，不如官家的秤和斗好，大进小出啊！”
皮日休惊奇地问道：“为什么？”
“你们没听说过？我们毗陵有这样一句话：粮食一石余，官家只作五斗量！哪里还有我们吃的粮食！”老人的一席话，深深地印在一向具有正义感的皮日休心中，不久他便写成了《橡媪叹》的著名诗句，对农民所受的残酷剥削给予同情，深刻揭露了贪官污吏的罪行。
皮日休上任后不久，就到官府检查度量衡器，罢免了贪赃的仓库官吏，并在门前，一边置公平秤一杆，另一边用大石头刻了一个标准斗。从此毗陵老百姓买卖粮食和称东西，如果怀疑秤量不足，就拿到公平秤上来检验。老百姓高兴地称这秤和斗为“皮子秤”和“皮公斗”。
皮日休的文章，如《忧赋》《河桥赋》《霍山赋》《桃花赋》《九讽》《十原》《春秋决疑》《鹿门隐书》等，都是有所为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