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八年五月十日，我完成了《推拿》。三天之后，也就是五月十二日，汶川地震。因为地震，《推拿》的出版必须推迟，七月，我用了十多天的时间做了《推拿》的三稿。七月下旬，我拿起了《德伯家的苔丝》，天天读。即使在北京奥运会的日子里，我也没有放下它。我认准了我是第一次读它，我没有看刘翔先生跨栏，小说里的每一个字我都不肯放过。谢天谢地，我觉得我能够理解哈代了。在无数的深夜，我只有眼睛睁不开了才会放下《德伯家的苔丝》。我迷上了它。我迷上了苔丝，迷上了德伯维尔，迷上了克莱尔。
事实上，克莱尔最终“宽恕”了苔丝。他为什么要“宽恕”苔丝，老实说，哈代在这里让我失望。哈代让克莱尔说了这样的一句话：“这几年我吃了许多苦。”这能说明什么呢？“吃苦”可以使人宽容么？这是书生气的。如果说，《德伯家的苔丝》有什么软肋的话，这里就是了吧。如果是我来写，我怎么办？老实说，我不知道。我的直觉是，克莱尔在“吃苦”的同时还会“做些”什么。他的内心不只是出了“物理”上的转换，而是有了“化学”上的反应。
——在现有的文本里，我一直觉得杀死德伯维尔的不是苔丝，而是苔丝背后的克莱尔。我希望看到的是，杀死德伯维尔的不是苔丝背后的克莱尔，直接就是苔丝！
我说过，《德伯家的苔丝》写了三件事，忠诚、罪恶与宽恕。请给我一次狂妄的机会，我想说，要表达这三样东西其实并不困难，真的不难。我可以打赌，一个普通的传教士或大学教授可以把这几个问题谈得比哈代还要好。但是，小说家终究不是可有可无的，他的困难在于，小说家必须把传教士的每一句话还原成“一个又一个日子”，足以让每一个读者去“过”——设身处地，或推己及人。这才是艺术的分内事，或者说，义务，或者干脆就是责任。
在忠诚、罪恶和宽恕这几个问题面前，哈代的重点放在了宽恕上。这是一项知难而上的举动，这同时还是勇敢的举动和感人至深的举动。常识告诉我，无论是生活本身还是艺术上的展现，宽恕都是极其困难的。
我们可以做一个逆向的追寻：克莱尔的宽恕（虽然有遗憾）为什么那么感人？原因在于克莱尔不肯宽恕；克莱尔为什么不肯宽恕？原因在于克莱尔受到了太重的伤害；克莱尔为什么会受到太重的伤害？原因在于他对苔丝爱得太深；克莱尔为什么对苔丝爱得那么深？原因在于苔丝太迷人；苔丝怎么个太迷人呢？问题到了这里就进入了死胡同，唯一的解释是：哈代的能力太出色，他“写得”太好。
如果你有足够的耐心，你从《德伯家的苔丝》的第十六章开始读起，一直读到第三十三章，差不多是《德伯家的苔丝》三分之一的篇幅。——这里所描绘的是英国中部的乡下，也就是奶场。就在这十七章里头，我们将看到哈代——作为一个伟大小说家——的全部秘密，这么说吧，在我阅读这个部分的过程中，我的书房里始终洋溢着干草、新鲜牛粪和新鲜牛奶的气味。哈代事无巨细，他耐着性子，一样一样地写，苔丝如何去挤奶，苔丝如何把她的面庞贴在奶牛的腹部，苔丝如何笨拙、如何怀春、如何闷骚、如何不知所措。如此这般，苔丝的形象伴随着她的劳动一点一点地建立起来了。
我想说的是，塑造人物其实是容易的，它有一个前提，你必须有能力写出与他（她）的身份相匹配的劳动。——为什么我们当下的小说人物有问题，空洞，不可信，说到底，不是作家不会写人，而是作家写不了人物的劳动。不能描写驾驶你就写不好司机；不能描写潜规则你就写不好导演，不能描写嫖娼你就写不好足球运动员，就这样。
哈代能写好奶场，哈代能写好奶牛，哈代能写好挤奶，哈代能写好做奶酪。谁在奶场？谁和奶牛在一起？谁在挤奶？谁在做奶酪？苔丝。这一来，闪闪发光的还能是谁呢？只能是苔丝。苔丝是一个动词，一个“及物动词”，而不是一个“不及物动词”。所有的秘诀就在这里。我见到了苔丝，我闻到了她馥郁的体气，我知道她的心，我爱上了她，“想”她。毕飞宇深深地爱上了苔丝，克莱尔为什么不？这就是小说的“逻辑”。
要厚重，要广博，要大气，要深邃，要有历史感，要见到文化底蕴，要思想，——你可以像一个三十岁的少妇那样不停地喊“要”，但是，如果你的小说不能在生活的层面“自然而然”地推进过去，你只有用你的手指去自慰。
《德伯家的苔丝》之大是从小处来的。哈代要做的事情不是铆足了劲，不是把他的指头握成拳头，再托在下巴底下，目光凝视着四十五度的左前方，不是。哈代要做的事情仅仅是克制，按部就班。
必须承认，经历过现代主义的洗礼，我现在迷恋的是古典主义的那一套。现代主义在意的是“有意味的形式”，古典主义讲究的则是“可以感知的形式”。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平安夜，这个物质癫狂的时刻，我已经有了足够的“意味”，我多么在意“可以感知的形式”。窗外没有大雪，可我渴望得到一只红袜子，红袜子里头有我渴望的东西：一双鞋垫，——纯粹的、古典主义的手工品。它的一针一线都联动着劳动者的呼吸，我能看见面料上的汗渍、泪痕、牙齿印以及风干了的唾沫星。（如果）我得到了它，我一定心满意足；我会在心底喟叹：古典主义实在是货真价实。
2008年8月于南京龙江